在種族隔離制度最頑固的美國南部，此書更是被視作“北方佬”長期妄圖干涉南方秩序的表現。在1900年前後的南卡羅來納州，很多教師會要求自己的學生高舉右手，宣誓絕不閱讀《湯姆叔叔的小屋》，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南方白人對黑人的偏見有多麼深刻。當然，這本書也不會出現在文學課上，因為在評論家和學者眼中，它過分感傷而且有太多雕飾，缺乏藝術價值。還有人嘲諷斯托夫人，說她不過是個“塗鴉的婦女”罷了。
借民權運動重獲新生
偏見和毀謗的力量是可怕的，儘管如此，沒有誰能徹底抹殺斯托夫人與《湯姆叔叔的小屋》留在世間的印記。在現代著名文學評論家裡，對她和她的作品第一個發出肯定之聲的當屬埃德蒙.威爾遜。在1962年出版的《愛國的血塊：美國內戰文學研究》中，埃德蒙沒有像保守派評論家那樣，一邊倒地對此書極盡批評之能事，而是用一個章節的長度重新審視了這部作品。他認為，“與睿智的湯姆叔叔坦誠以對”是“令人驚奇的體驗”，盛贊此書給人的印象“深刻到超乎想象”，人物表現出的活力和作品本身“噴薄而出的力量”都是作者批判性思維的體現。他甚至主張，與狄更斯和果戈理相比，斯托夫人的功力也不落下風。
之後，將更多目光引向《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是蓬勃向上的民權運動。彼時，此書被關注的理由不再只是其文學價值，也不是對廢奴主義者的同情。得益於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浩大聲勢，作為為數不多的美國早期女作家，斯托夫人和她筆下被視作道德權威的人物，再次走到了舞台正中。六七十年代的“塗鴉的婦女”們，把斯托夫人當作榜樣，以筆為武器，讓自己的力量不再局限於家庭的範圍之內，熱情地推動著社會變革的滾滾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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