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6日電／在未來我國藝術事業的發展中，徐悲鴻的價值何在？對此，我們通過分析徐悲鴻先生“求真”“求變”藝術精神的淵源，以及此種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而提出和探討“求真”“求變”的人文精神對於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有什麼樣的意義和作用。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大膽探索中國藝術的現代性和本民族化，在紛繁複雜的世界藝術潮流中探尋出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現代藝術道路，才是徐悲鴻的當代價值所在。
一、徐悲鴻“求真”“求變”的人文精神內核的淵源
在研討徐悲鴻藝術及思想的開始，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歷程，並初步將這個歷程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原始年代的岩畫開始到戰國時代的帛畫出現，這一漫長時期可以說是中國繪畫藝術的萌發孕育時期，這個時期的繪畫不管在題材和技法材料上和後面的幾個時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巧合的是中西的繪畫在這個孕育時期有很多的相同之處。第二個時期，從戰國時代的帛畫到隋唐時代文人畫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畫發生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中國繪畫主要以工筆和用線為主，題材上主要以人物畫為主。接下來第三個時期，五代時代文人畫的成熟到明清中國傳統、摹古繪畫的最後輝煌與走向衰退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要以水墨寫意畫為主，由於中國哲學和儒道禪佛宗教的影響，在題材上主要以山水畫和花鳥畫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幾個時期中，中國的書法藝術作為一門重要而本體的藝術形式一直伴隨發展著。而中國美術史上的第四個時期可以說是徐悲鴻等一批先賢向西方學習，為中國的美術事業引入“求真”“求變”的人文精神為起始的，一直到如今的世界藝術一體化的時代，他的貢獻還是很顯著的，在中國美術史上，徐悲鴻無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國畫史上無可置疑的一代大師。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徐悲鴻那個時代，在當時中國繪畫如同封建社會末期文人畫陳腐複古的局面，在出國前，徐悲鴻對中國傳統的繪畫和書法的學習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準，但是他不滿足，為了改變現狀，1919年他去了當時世界藝術的中心巴黎，在巴黎他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有古典的有現代的、有寫實的有抽象的，而他堅決地選擇了寫實主義。今天看來，一些人認為徐悲鴻在當時西方盛行現當代藝術的法國學習回來的是人家的“古董”，而不是最前沿的抽象主義藝術的說法，如果不仔細分析當時中外文化的現狀，就會覺得這種說法有道理，其實不然。徐悲鴻以民族發展為己任，他感覺到盛行在西方前沿的抽象藝術是不能救治我國“空洞浮泛”的水墨現狀的，他對現實主義的選擇絕非僅依個人情感喜好來定奪，他早已將自己的藝術生命鑲嵌到整個民族的命運之中。他在《新藝術運動之回顧與前瞻》中說“：總而言之，寫實主義足以治療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漸漸穩定。”[1](p148)而且，在他的影響下，我國當時出現了一大批寫實主義的追隨者，逐漸影響到了我國當時的畫壇。其實，徐悲鴻崇尚寫實主義不僅僅為了改革中國畫，而是他對於藝術的一個根本態度，這種求真的、求變的人文精神不僅本質地繼承了中華文化包容發展的精神，而且也構成了徐悲鴻人文精神思想的本質內核，同時譜寫了中國近代美術輝煌燦爛的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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