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1日電／《新京報》報道，51.5%的人覺得東方之門外形不好看，有些搞笑；47.5%的人認為民眾有判斷力，它被調侃值得深思；75.2%的人認為如果建築得不到民眾認可，談不上什麼“標誌”。
美醜問題既是客觀問題同時也是主觀問題，再加上廣場效應下的從眾心理，有時並不好作為評判依據，今天覺得美的，也許若干年後覺得醜了；今天覺得醜的，也許若干年後覺得美不勝收。
至於現代化建設中的開放中國，以開放的姿態歡迎建築師來設計中國建築，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件事。當今全球“最年輕的世界文化遺產”——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設計師卻是來自丹麥的約恩.烏鬆；一座完全生造的城市——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規劃設計者是美國建築師沃爾特.伯利.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照樣使它成為現代城市設計的典範之一。
當然，這並不是要把民眾排除在城市建設之外，成為城市建設的旁觀者和承受者。問題在於，當我們的土地並不是自由擁有在民眾手里，當我們的銀行也不是真正獨立自由的市場主體，地方政府可以以地價和貸款優惠等方式貫徹自己對建築美學的長官意志，可以廉價征用土地進而隨心所欲拔除土地上的歷史風物，那麼，我們最終呈現的城市建築美學，不僅從時間上從歷史上看是“斷代”的，從空間上看可能也會是“來一個領導城市就變一張面孔和顔色”，而不是市場自由層面的多姿多彩和積澱深厚。
可見，公共空間層面的城市美學，或者建築美學，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純粹意義的美學，古典風格也好，現代風格也好，自有專業的眼光去評判，另一個則是民意意義的美學，一個建築不管在專業意義上是否美觀，但在公共空間里公眾卻無法視而不見，其評判的權利也無法忽視。換言之，民眾對美醜作出的判斷是一回事，而有沒有評判權又是一回事。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調侃也是一種表達權。調侃背後的深層意味，作為城市的主政者和規劃者，是需要理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