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這種反省和否定自我，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追求真理、獨立思考、實現自我的人生跨越，而是因一時的政治氣候、意識形態、社會環境逼迫與誘導的結果；並非是他們發自肺腑的內心剖析、自我認識與真情告白。從某種意義上說，在20世紀歷次的運動中，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常態生活，又有著多少知識分子曾在監獄、牛棚的油燈下，寫著否定自己過去、否定自己現在的所謂檢討材料呢？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他在寫作《古拉格群島》之初，面對一些人的勸誡曾說過：“忘記過去，你將失去兩只眼睛！”不分青紅皂白，過分的否定和反省，一味的認罪與懺悔，則成了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奴隸。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從歷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清明時，可直言行正，若天下失道，言論則變得圓滑。然而，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裡，由“焚書坑儒”、文字獄等組成的政治、文化專制統治，使得士不敢治史，儒不敢言事，“著書都為稻糧謀”，讀書人的話語空間被迫與政治緊緊聯繫在一起。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誠如批評家謝有順所說：“中國的知識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統治者，不懂得玩弄權術，只憑著一股文人特有的激情、天真、孤冷，是斷難以為人為文的。”不是一切否定都有意義的，因政治氣候的逼迫而失卻了自信力、一味反省和懺悔、輕易否定自我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大多數成了一棵歷史的墻頭草。
1926年，魯迅曾在自己的雜文集《墳》的後面，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魯迅先生這裡所謂的“解剖我自己”，斷然不同於馮至等知識分子在六七十年代的否定自我。兩者不同的關鍵之處就在於，前者的“解剖”是對自身所處境遇的客觀而又真實的自知與自醒，其中滿含魯迅的獨立思考；而後者的自我否定，則是一種失卻其本真意義的反省與懺悔。因此，馮至先生如此詰問：“到底應該肯定什麼，否定什麼？”這恐怕是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應必須承擔的責任。那些曾用“徹底的批判的激情”輕易否定自己過去一切的行為，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和文明的進步而永遠沉澱在歷史的角落裡，成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鑒”，而不要再一次活在否定中。
（原載《文苑春秋》2012年第五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