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學和藝術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有無數例證可以說明，即使那些現實中有過相當不光彩作為的作家和藝術家，我們仍然不可能抹殺他們作品的偉大。比如肖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這兩位前蘇聯時期的作曲家都曾寫過歌功頌德的作品，發表過迎合高壓政治的言論。而美國詩人龐德則支持過意大利的墨索裡尼政權，法國作家塞利納曾公開宣揚過反猶意識形態，博爾赫斯曾經從鄰國的獨裁統治者手裡接受過十字勛章。但他們的音樂和文學作品所達到的高度遠遠超越了那些錯誤言論和幼稚行為的意義。即使具有強烈左翼批判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也不會狹隘到否認右翼分子三島由紀夫的文學成就。而大江，也一直是莫言問鼎諾貝爾獎的主要推手。
恩格斯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文學作品的藝術與思想高度而言，思想反動的巴爾扎克，比進步的左拉更偉大。只要莫言的文學成就已可與大師比肩，支持他獲諾獎的理由之一甚至也可以是更好地批判和反省，包括莫言、自我、他人……但就諾獎而言，不是聖徒獎，是寫作獎，關注的是作品的力量，不是作家的個人身份和行為。只要我們認真讀過莫言的《酒國》《生死疲勞》《十三步》《蛙》等小說，就不能否認，莫言的思想與藝術高度絕不是表面膚淺的“迎合現實”可以解釋的。相反，莫言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現實和歷史中最隱秘的真實，並且用各種富於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現出來，迸發出巨大的批判性言說力量。
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齊澤克，在他臥室的床頭掛了一張斯大林的畫像。也許我們會不解：一個不遺餘力揭露斯大林時期社會荒誕的思想家，為什麼要把嚴苛統治者的形象懸在頭上？對齊澤克而言，任何人都不得不直面和承擔自身的命運。通過自身承擔某種不光彩的命運，我們可以摒除超越於時代或免疫於現實的幻覺。或許，我們也可以把莫言的某些行為看作是這一思考方式的注腳，不管那是不是莫言的原意。無論如何，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恰恰是文學意義上的莫言：他的作品迫使我們在一種狂亂的精神境遇裡，繼續體驗我們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怪誕現實，並揭示出我們不願正視的真實內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