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4日電／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作為一種高尚藝術行為，發展到東晉時代，已經是諸體皆備，且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星光燦爛、人才輩出，繁花似錦。此時，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可以說，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處於劣勢，書法“不勝庾翼、郗愔”。直到身後百年，才聲名鵲起，成為“書聖”。
那麼，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書聖”的呢？
晉人尚韵，羲之新之變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從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王羲之書法獲得了很高的起點。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可以說，自拔於流俗，不斷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獲得了高標獨秀的文化視野。
晉室南遷，偏安江左，善書者四大門戶王、庾、謝、郗均出於北方士族，這次精英階層的大規模、大跨度的整體搬遷，出其不意地將漢民族文化滲透波及的廣闊地域迅速壓縮至淮水、長江以南一帶(版圖僅為兩漢的三分之一不到)，書法藝術在這兒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濃縮化、純粹化的過程洗禮，長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辟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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