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31日電／東方早報刊載作者李向平的文章說， 一晚東方夜新聞報道，記者採訪一位上海大媽，問她相信不相信世界末日。老阿姨一臉淡定：“這個國務院又沒有發通知咯，個有啥好相信的啦。”末日說需要國家認定，說明國家在市民眼中成為了信仰符號。
從時間上來說，2012年12月21日的末日言說已過去，但具有象徵意義的2012年尚未過去，特別是中國的改革瓶頸尚未通過。特別是在國家幾乎等同於信仰對象的時代，有關末日的言說還沒有真正過去。也許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中，才對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大加關注。
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無數論著之中，托克維爾的獨特之處是，指出政治革命與社會動蕩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統治者與社會民眾最後都被革命所吞噬。對此，有人總結為“托克維爾定律”：所謂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之時，並非在其最邪惡之際，而是在其開始改革的當下。
陳寅恪曾說，西方社會中以法國人與中國人最為相似。正如《舊制度與大革命》所言，法國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會、宗教的革命。“法國革命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革命”。因為宗教扮演了舊制度中最醜惡的角色：控制思想，鉗制言論。革命成為一種宗教，替代了固有的宗教成為新宗教，而企圖用新宗教改造整個傳統世界，創造一個激動人心的現實烏托邦，則是大革命的正當性結局。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具有如此特點，正是因為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從政治到社會、從宗教到人心、從信仰到權力，熱衷普遍性的理論，一股腦兒統統被革命了。其結果是，“大革命的本身已成為一種新宗教，雖然不是完善的宗教，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著整個世界”。
比較中國革命，無論是傳統的湯武革命，還是20世紀的現代革命，與法國革命近似，其現代革命可說是兩種革命類型的奇妙整合。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關係，同時觸及了法蘭西與中國兩大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尤其是托克維爾“政治革命即是宗教革命”的命題，深度揭示了舊制度及其舊信仰與大革命的內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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