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算不上文學家，我也不喜歡他重道輕文的觀念。但是，觀念歸觀念，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對文學的審美感覺卻是不錯。
朱熹說，學詩要從《詩經》和《離騷》開始。宋玉、司馬相如等人“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相比之下，漢魏之詩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齊梁，就不對了。“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這種論斷，切中要害。
朱熹認為陶淵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對他自己所處的宋代，則肯定陸游的“詩人風致”。這些評價，都很到位。但是，他從理學家的思維出發，對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歐陽修的文學指責，顯然是不太公平。他認為他們道之不純，又有太多文人習氣。
在他之後幾十年，一個叫嚴羽的福建人寫了一部《滄浪詩話》，正好與朱熹的觀念完全對立。嚴羽認為詩歌的教化功能、才學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咏性情、達到妙語。他揭示的，其實就是文學超越理性和邏輯的特殊本質。但是，他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
從朱熹和嚴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過的《文心雕龍》、《詩品》等理論著作。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沒有認真介紹，是因為那是中國文論的起始狀態，還在忙著為文學定位、分類、通論。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龍》在這方面確實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種需要對大量感性作品進行概括的理論，在唐朝開國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劉勰畢竟還缺少宏觀對比的時間和範例。何況，南朝文風也不能不對概念的裁定帶來局限，影響了理論力度。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後那位玩遍了一切複雜概念的頂級哲學家朱熹，就會發現，真正高水準的理論表述，反倒是樸實而乾淨。
（文章來源: 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