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話，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綱領；由林彪給予了權威的表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並且強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理解。”而毛澤東的每一句話，定位為不容懷疑的“最高指示”。執行還是違背，堅信還是懷疑，用刑律予以處置，這就是造成曠世之災的《公安六條》。為了深入人心，還借鑒了宗教儀式，既有人手一册類似於聖經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還有與早祈禱晚祈禱一樣的儀式早請示晚匯報。真理按等級來分配的準則達到了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境地。
諂上壓下的人格模式
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與等級制度的長期全面的統治，也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魯迅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見了狼像羊，見了羊像狼。
這種人格模式不僅在宮廷、官場成了求生存必備的本能，在民間、下層也成了司空見慣處世之本。在《紅樓夢》的賈府裡，不僅主子層有上下之別，僕人、丫頭也有大小之分。晴雯被看成是一個有一點“犯上”性格的丫頭，但她是大丫頭、陪房丫頭，在比她地位更低的小丫頭面前，她依然難免“見了羊像狼”的人格元素；罵起小丫頭來照樣有著居高臨下的口氣。那個在未莊最底層的阿Q，見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如“羊”般的馴服，可見了小尼姑、小D這些比他更弱的弱者，他馬上會露出“狼”的氣勢；摸摸小尼姑的光頭，得意非凡。
在文革中，我常見這種很有“民族性格”的人物。譬如在一個“學習班”中，大家都是“地、富、反、壞、右”或和這五種人有瓜葛的“審查對象”。其中有的人被定為“檢查深刻”“悔過心切”的“積極分子”，甚至得賞，封為學習班的“小組長”；這種人對那些被定為“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展露凶狠往往超過了“根正苗紅”的“革命派”；更具有羊狼兩面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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