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酒的精神、酒神的精神，以道家哲學為最初的源頭。莊周主張：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齊一生死。莊子高唱絕對自由之歌，倡導“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這種忘卻生死、忘卻暫時榮辱的絕對自由追求，就是我國酒文化真精神的精髓所在。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宣洩，是拋棄一些無謂、僵化的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獲得生命極大的快樂。
古今第一醉鬼、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在《酒德頌》中曾如此言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這種自然、真人的境界，就是我國酒文化精神在文人意識覺醒的魏晉時期最酣暢淋漓的行為體現。
傳統文化、文人精神，與酒的精神有著特殊緣分。一方面，文化界人士大多嗜好酒。酒可以激發靈感、活躍形象思維，酒後吟詩作賦會表現出意想不到的誇張手法。另一方面，飲酒本身，也往往成為創作素材。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中國文學史，幾乎每一頁都散發著特有的酒精神。
西漢漢賦大家揚雄的《酒賦》，用詼諧的語言闡明了酒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價值。此文雖只有寥寥百餘字，卻引發後人一連串的反思。曹植的《酒賦》、張載的《酃酒賦》，以至於明朝大文豪袁宏道的《觴政》，均認為文明飲酒很重要，喝酒不能是簡單的買醉，而一定要喝出文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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