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澳門的時候，見到何厚鏵特首。他講，他們從小是看《大公報》長大的，他的父親何賢，是在老社長費彝民手把手的教導下走上了愛國的道路。《大公報》是愛國愛黨人的旗幟，他們團結在《大公報》的旗幟下。香港回歸以後，在內地的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大公報》起到了傳遞信息前線需求的作用。”大公報現任社長姜在忠說。
在1997年之前，這樣的定位並不會讓多少港人產生反感，因為那時各家報紙都立場鮮明。上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報紙成為眾多政治力量的角逐場，被港人大致劃分為左、中、右三個派別，其中《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為代表的媒體因其親北京立場（甚至由北京直接創辦或接管），因此被稱為“左派報紙”。而1980年代一直到1997年，左、中、右開始慢慢演化為“親北京”與“親港”（港英政府）之分。
在1997年之前，香港《大公報》經常被查封，而這段歷史被《大公報》人稱為與港英當局對抗的歷史。除了有政治任務外，這份報紙繼承了民國時期的優良傳統，成為不少新聞人才的培養基地。如金庸、梁羽生這兩位武俠小說家的不少作品是在《大公報》工作期間創作，並發表在該報專欄上。
1997年後，一些報紙開始慢慢商業化，政治傾向趨向模糊。但只有《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左派報紙的立場一直沒有變化。
這種鮮明的政治立場也給《大公報》帶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待遇——在香港，市民們對商業報紙更感興趣，在《大公報》上他們只能讀到一些轉載自新華社或在寫作上與中央黨媒無異的報道；但在大陸，這份報紙又頗受官方歡迎，一些省市高官赴香港參訪時，必定拜訪大公報和文匯報的總部，招商廣告以軟文形式成堆出現在報紙頭版，甚至一些招商活動亦由該報承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