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猛烈抨擊《四庫全書》編纂中的“毀書”現象，不過其鋒芒所指，始終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和決策者的乾隆皇帝；而對於紀曉嵐，並不曾加以訾議和追究。如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在談到紀曉嵐與《四庫全書》的關係時，就只是心平氣和地客觀介紹：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綰書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中，故他撰著甚少。”而魯迅之所以要將紀曉嵐從“毀書”劫難的責任人中剝離出來，當然不是基於個人好惡的“為賢者諱”，而是因為他太了解清代的社會氛圍、文化政策和朝廷的規則與潛規則了——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曉嵐雖有總纂官之名，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高級打工仔，不僅取舍標準、生殺決斷乃至行文立意，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循和體現乾隆的旨意，而且有些時候，還不得不假裝愚鈍，自留破綻，上呈禦覽，以甘受申斥乃至罰俸為代價，讓乾隆找到“高人一籌”的感覺。用孫犁的話說就是“投其所好”，借助“這樣的自屈自卑，以增強統治者的自尊自是感”(《關於紀昀的通信》)。在這種情況下，若將紀曉嵐歸入“毀書”黨，不單單是冤枉了紀氏本人，而且還在無形中為皇帝減輕了罪責。魯迅當然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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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對於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說，早年的魯迅都下過一番搜求、輯佚、校訂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紀曉嵐的《閱微》在文言小說史上廣有影響，自然是魯迅重點關注和悉心研究的對象，因此，魯迅對紀曉嵐更多更直接的“正說”，是透過品評《閱微》來完成的。
在魯迅看來，一部《閱微》獨具匠心，別有追求，用非常個性化的文體營造和語言表達，開辟了文言小說的新路徑與新氣象，是不乏小說史和文學史意義的。
第一，對於《閱微》不宜用今天一般的小說標準來衡量，它行文的“偏於議論”，如果放在更為開闊的文學乃至文章空間裡加以審視，自有其特殊的文本價值和社會意義。
《閱微》甫一面世，曾獲得不少擁躉和讚賞。然而，歷史進入現代，西體小說逐漸占據文壇正宗地位，其相應的趣味、理念亦隨之成為衡量小說作品優劣高下的新的圭臬與准繩。在這種情況下，針對《閱微》的負面評價多了起來。這當中極重要的一條便是，作為小說，《閱微》說理和議論太多，以致降低了自身的文學性。如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認為：《閱微》“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而張兵、聶付生在不久前推出的《中國小說史略疏識》中仍寫道：“《聊齋志異》以文勝，《閱微草堂筆記》以理勝，兩者本各有所長。以審美衡之，說理見長的《閱微草堂筆記》終隔一層。”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論著時，上述說法尚未出現，不過，由於他太熟悉文學和文體學，所以對《閱微》未來的接受命運以及它有可能遭遇詬病的地方，似乎已有所察覺和預料，為此，他選擇另一種思路和角度，來談該書的“偏於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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