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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1906年－），原名周耀平，江蘇常州人。經濟學教授，傑出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一生充滿傳奇，早年專攻經濟學，曾經留學日本并在美國工作，他是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解放後回上海任經濟學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領域，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之一。 |
中評社香港6月7日電／新京報創刊之初，曾經訪問了周有光、王世襄、高莽、何兆武、李文俊、鐘叔河等近百位文化老人，以“個人史”的角度記錄他們的人生經歷與學術成就。十年之後的今日，新京報再次探訪那些文化長者，記錄他們當下的生活和心境。令人惋惜的，不單是十年前訪問過的很多老人已經在這十年之中悄然離開，更是他們中不少人並未獲得寬鬆的境遇、舒展的心情。而他們的境遇自然也折射出我們文化的境遇。
世界上別的地方當然也有文化，也有老人，但似乎沒有我們“文化老人”一語特有的懷舊感受。這一感覺來自何處？無非是我們對當下的文化失衡的切身體會以及對往昔殘存的美好回憶。對文化老人的關注，或許根本無望扭轉文化變遷的態勢，卻可能為我們找回個人的重心。
當然，“文化老人”絕非僅是好古者的懷舊，而是對於文化和古老的看重。它能引起深切的共鳴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我們常把“文明”和“文化”不加區分，混為一談，其實釐清二者的精神取向，或許也就可以大致了解文化失衡的症狀和病因。說到文明，其含義完全可以限制在相當的技術水平，以及社會人際間平等和諧的氛圍。越來越進步的文明帶給人越來越富裕閑暇的可能，帶給人越來越平等舒適的人際關係。所以文明可以進步，也必須進步，在這裡新的總是好的。然而文化，卻必定意味著人的教育和培養，意味著人有高下之分。所以它首先要求我們承認古老的才是好的，只有經典的存在，才有教養的可能。而文化的教養不僅與舒適無關，反而讓人聯想到艱苦乃至苛刻的過程。儘管如此，我們知道，沒有文化這粒鹽，貧者缺乏安慰，富者充滿無聊，文明的人和聰明的動物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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