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財務與國家利益的考量。王信文指出，美方從對華晶片出口的管理中獲得直接或間接收益，包括對出口銷售的“抽成”，這在短期內能為美國帶來外匯與稅收，減緩企業因禁運所遭受的營收衝擊；同時對輝達自身來說，放棄中國帶來的毛利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實，輝達最近一季、去年整體營收表現也顯示其資料中心晶片需求仍高，但區域風險正在形成變數。
第三，是競爭與“以市佔壓制自主研發”的策略。王信文說明，若輝達能以較低世代但仍遠優於其他廠商現行產品的晶片長期供貨中國大陸，中國廠商對研發更高階晶片的急迫性與市場需求可能被弱化；換言之，把較好的商業方案賣進去，反而能拖慢對手的自主追趕的步伐。這也解釋了為何輝達願意設計專供版本，並且在規格、世代上作所謂的“降階處理”。
王信文提到，輝達為了繼續布局中國市場，正在專門研發代號B30A的新晶片，就是不希望上述情境發生。科技封鎖往往反過來刺激被封鎖方的自主創新。過去一段時間裡，像華為、中芯在部分領域確實取得進展，中國在資金、人才與市場規模上的優勢，足以支撐一條非單一路徑的技術演進。換言之，封鎖是風險也是誘因，國際供應鏈與專利牆會促中國尋找替代路徑或“繞路”技術。
綜上所述，王信文認為，輝達的每一步商業策略，既是企業求利的表現，也是全球科技供應鏈、國家安全與產業政策博弈的縮影。並能間接見證中國AI技術的進步與追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