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國際能源署（IEA）與產業資料顯示，中國在2024年間的太陽能與風電新增裝機為“巨量級”，並且在整體清潔能源投資上已每年以數千億美元計量，這種產業與資本的厚度，讓中國不只是承諾減排的國家，更成為廉價技術、零組件與大型基建輸出的來源，進而能以“技術與經濟可行性”來支撐其在國際話語中的領導主張。
宋興洲說，美國則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正式啟動退出《巴黎協定》的程序，雖在拜登政府於2021年重新加入，但在2025年新一輪的行政動作再次啟動了退出程序與一系列聯邦層級的政策回撤，這不僅是政策方向的反覆，更產生制度可信度的成本，當一國政府被視為可能在短期內改變國際承諾時，其他國家在多邊談判中對其領導力與長期資金承諾（例如綠色基金、技術轉移機制）的信任會降低，進而讓美國在設定全球規則、籌措集體資源與調動盟友時遇到障礙。
從戰略層面觀察，宋興洲表示，中國在綠色技術，尤其是新能源車與電池、太陽能與風電設備上的大規模供給，使其在對外氣候外交中擁有“開關”式的影響力，中方以低成本的技術與融資方案與發展中國家建立合作，能迅速換取地緣政治層面的親和力與制度話語的認同；而美國若在聯邦層級放棄或淡化其多邊承諾，雖然私部門與州政府仍可在技術標準與創新上保有影響力，但在全球範圍內塑型共同規則時，缺乏穩定的外交背書會削弱其議價力與同盟動員能力。
因此，宋興洲說，可預見在未來若中方持續兌現其技術供給與投資承諾、同時在國際場合提出可操作的治理方案，中國在“塑造規則與標準”上的相對話語權會顯著上升；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則會在氣候治理領域出現凹陷，除非其政策快速恢復穩定且重新承諾長期多邊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