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英國戰略轉型的一個具體特徵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
中評社╱題：冷戰以來英國戰略轉型及其對當前國際關係的啓示 作者：錢宇明（北京），法學博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通過大力運作現實主義外交、適時調整對外政策、尋找最優化“生態位”，英國在冷戰時期、後冷戰時期以及後反恐時期等多個重要時間節點適時進行了國家戰略轉型，使其得以始終在英美關係中保有一定程度的議價權，并持續在美國外交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斷的角色轉型使英國得以在數次國際格局劇烈變動，乃至世界秩序徹底翻新的大背景下仍然保留主要受益者的位置，基本保全了關鍵戰略利益，更深刻影響了國際格局的發展乃至歷史進程的走向。近年來，英國持續推動脫歐，發布“印太戰略”，正逐漸轉型為強調海外利益關切的全球大國。但英國在“印太”的存在高度依賴於英美特殊關係框架下美國的支持，英美“印太”戰略利益始終高度趨同，英國捲入“印太”對地區安全的挑戰多過機遇。
英國在二戰中的嚴重消耗，使其在戰後的大國博弈中極端被動。在歷史關鍵時刻，英國充分施展外交手段，藉助歷史機遇成功完成了國際角色轉型，尋找到了新的穩定“生態位”。在此後數十年的國際關係史中，英國也多次在重大歷史轉折期轉型成功，始終能在新的國際格局下保持其主要受益者之一的地位。
對英國在冷戰時期的戰略轉型，學界進行了較為完善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戰後早期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地緣政策逐步被英國所影響，并直接導致美蘇對立格局形成的過程。其認為，“英美特殊關係”是英國方面所製造的外交工具，意圖在於將英國利益同美國綁定，從而在英國即使失去全球性霸權身份後依然能維持超然的國際地位。對英國在60至70年代放棄全球部署能力的決策，學界亦不乏深入研究。伴隨英國全球殖民帝國的瓦解、戰後英國經濟的持續滑坡，以及英歐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緊密化，英國逐漸無力也無意願繼續在蘇伊士運河以東保持大規模軍事存在，經過廣泛的政策討論，出於保護本土及服務於北約對蘇戰略的考量，英國政府最終選擇放棄全球化軍事部署，轉而擁抱歐共體。
學界對英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同樣十分成熟。冷戰伴隨著英美共同對手的垮台結束後，英國賴以維生的英美特殊關係迎來挑戰，為保障自身戰略利益和國際地位的完整，彼時的英國政府亟需再一次戰略轉型。自1997年以來，英國工黨政府就在與歐盟拉近關係，以保障其自身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地位。這正是英國對後冷戰時代變化的國際局勢所做出的回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調整。當此之時，英國選擇脫離歐盟，擁抱“全球英國”戰略，將深度影響地區秩序和大國關係。本文致力通過研究英國在重要歷史時刻的外交歷程，瞭解英國戰略思維，并對英國在當前國際關係格局下所選擇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合理而有意義的分析。
一、冷戰時期英國的戰略收縮與轉型
自1944年德黑蘭會議以來，羅斯福總統穩步推進其戰略布局，試圖構建基於五大國協調維和的集體安全體制。在此戰略設計下，美蘇將互相承認勢力範圍，并保持密切溝通與合作。但這對英國卻并非利好，在已經注定失去世界霸權的情況下，美蘇和平分割歐洲更將使英國失去參與大國博弈的基本盤和外交空間。然而，羅斯福於1945年的突然去世使事態發生了變化。新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并不認可由羅斯福和斯大林所商議的東西勢力範圍劃分。相較堅定推進大國協調的羅斯福，杜魯門展現的態度要更加貼近英國決策層。一個“起死回生”的契機擺在了英國面前。
英國的執政團體意識到，在新的戰後世界秩序下，英美兩國的國防以及戰略利益關切出現了高度重合。與之相對的就是美蘇利益分歧逐漸顯現。艾德禮政府因此開始強化杜魯門對蘇聯的猜忌，不斷強調如果蘇聯控制黑海海峽，其海空力量隨時可能進入地中海，阻斷西歐的海上生命綫。這其實是英國一直以來所持有的、阻止俄羅斯政權南下進入海洋的戰略關切，它將這一關切轉變為了西方陣營的共同關切，又將其轉變為對西方陣營負有安全保障責任的美國的戰略關切。①
藉助戰後英美戰略利益的逐步趨同，以及在戰後初期一系列地緣熱點事件中的積極操弄，英國政府極大推動了美國決策集團全球戰略和地緣政策思維的轉型，將美國變成了英國殖民帝國政策事實上的繼承者。1947年3月，杜魯門發表了包括著被後世稱為“杜魯門主義”內容的演講，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對蘇聯展開對抗和遏制，冷戰格局自此逐步成型。對於英國而言，美國對蘇政策轉向陣營對抗，事實上是在代為保護英國曾經依靠霸權所獲得的全球利益。
與此同時，一個兩極對抗的世界體系也能讓英國有更多的操作空間，供其更靈活地施加影響力，由此確保英國持續維持優越的國際地位。一方面，在東西對峙格局下，英國是當時唯一有能力跟隨美國全球部署的北約國家，更能憑藉其舊有的殖民影響力補足美國的全球戰略空缺。另一方面，冷戰中的美國仍需要維持同蘇聯溝通渠道的暢通。英國工黨政府敏銳地察覺并瞄準了這一需求，其在冷戰早期對蘇聯乃至整個東方陣營做出一系列示好姿態，包括承認新中國、向蘇聯出售噴氣式飛機發動機等，這些舉措不僅緩和了英蘇關係，更鞏固了雙方溝通交流的橋梁，最終讓英國成為西方陣營中最具分量的東西方對話代理人。綜上所述，在戰略上依附美國，并推動其走上與蘇聯對抗的路綫，使英國縱使失去霸權，也保住了其最重要的戰略利益和國際地位。
在冷戰初期的首次戰略轉型後，英國坐穩了西方陣營“二把手”的位置。然而，英國的硬實力仍在不斷萎縮。經歷印度的獨立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等一系列事件後，英國的殖民帝國體系迎來事實性瓦解，英國政府以殖民地為基本盤維持國際地位的舊有政策路綫逐漸失去生存土壤。至1967年，英國剛剛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武裝衝突中抽身，卻又陷入了也門內戰的泥潭，其勉勵維持的全球軍事干涉體系徹底不堪重負。由於民意和物質基礎都已經不再支持英國繼續進行海外軍事干涉，英國內閣最終決策，至1971年底停止保留在蘇伊士運河以東開展軍事行動的能力。②實質上放棄了在亞太乃至印度洋地區維持制海權、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在北約框架內部，英國從一個能够跟隨美國進行全球部署的世界大國，逐漸倒退回衹能承擔地區性防務職責的國家，英國對美國的合作價值由此大幅縮水。
面對如上的被動局面，英國政府必須再一次做出戰略轉型，以確保自身的國際地位。此時，英國硬實力重要且唯一的支柱，即其全球部署能力，以及依賴於這種能力的、對英聯邦國家的影響力已被極大削弱，為了守住作為其命脈的英美同盟關係，時任的愛德華·希斯內閣選擇更進一步發揮英國作為大國溝通樞紐的角色，於1973年宣布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以拉近英歐關係作為新的砝碼，平衡英美關係。自此，英國於硬實力的對他國強加意志的能力遭到極大削弱，而基於軟實力的溝通、斡旋、協調能力則開始在其對外關係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二、後冷戰時期英國積極融入歐洲一體化，“樞紐國”地位愈加凸顯
自1945年至1973年，英國全力維護和最終放棄“全球英國”，并轉向歐洲。但在這一過程中不難發現，保持英美“特殊關係”和英美同盟的穩定，是英國國家戰略始終不變的主綫。歷屆英國政府在其他方向上的取捨，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這條主綫服務的。1983年，美國政府在未知會英國政府、亦無視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出兵入侵英聯邦國家格林納達，使英國的國際威望遭受重挫，但撒切爾內閣除在外交層面發聲抗議外并未有更多動作。③這一案例也從側面說明，盡力平衡英美同盟、顧全英美關係大局，是當時的英國政府在外交上最優先、最核心的關切。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國際格局再次劇烈變動，英美關係在這一波劇變中同樣受到了猛烈衝擊，失衡問題愈發嚴重。在美國政府看來，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東西兩大集團之間的對抗走向了終結，不僅讓英美軍事同盟的價值進一步縮水，更讓英國長期扮演的美蘇之間“調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銳減。而此時，由於英國綜合國力的長期相對萎縮，它更為傳統的“歐陸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後冷戰時代，英國再次面臨著調整國際角色、尋找新“生態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爾內閣的梅傑內閣給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歐洲，積極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在歐共體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不過，英美“特殊關係”對於英國仍然是寶貴的外交資產，美國獲得冷戰勝利後，英國愈發樂於搭上全球霸權紅利的順風車。因此，後冷戰時代的英國國際戰略，總體上呈現出美歐并重、彼此制衡的特點。而這也為英國後續的國際角色轉型提供了基礎。蘇東集團徹底瓦解後，歐洲所面臨的安全威脅驟降，發展勢頭強勁的歐洲，對美戰略自主的呼聲愈發強化。而既與美國保持著特殊關係，又是歐盟主要國家之一的英國正是在美歐間居中調解、協調溝通的不二之選。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英國的“樞紐國”地位愈發凸顯，從其舊有的以溝通美蘇關係為主的樞紐，轉變為了以溝通美歐關係為主的樞紐，④這樣一個地位超然的“生態位”已經成為了英國的舒適區。後續接替梅傑的布萊爾內閣也繼續維持著上述的方針。
無論是為了扮演好美歐溝通的樞紐，抑或是為了平衡美英關係，英國都需要大幅加強其在歐盟中的參與度、地位和影響力。布萊爾內閣所選取的突破口是防務，讓英國在歐洲獨立防務力量的建設進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的推動者乃至領導者。這是因為在經濟和政治議題上，英國已經無法同法德競爭領導者地位，但其具備超然的核大國身份，常規軍事力量在北約和歐盟中亦不容小覷，這使得英國成為歐洲討論防務議題繞不開的對象。在英國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歐盟安全和防務建設在英國的推動下取得了迅猛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