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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鐘厚濤（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2月5日電（記者 陳思遠）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於11月24日晚通電話。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鐘厚濤就此次通話傳遞的核心信號及背後的亞太格局博弈展開解讀。
中美元首通話傳遞多重信號 重點聚焦台灣問題
鐘厚濤認為，此次中美元首通話傳遞出多重信號。第一個重要信號聚焦台灣問題，表述重心從過往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轉向“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鐘厚濤分析，1949年以來，中國長期堅定強調台灣問題的內政屬性，但近年來兩類態勢愈發鮮明：一方面，外部勢力刻意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使這一議題在國際社會的曝光度提高，而民進黨當局在此過程中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不光彩角色，主動配合外部勢力炒作，加劇了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歪風；另一方面，台灣問題被“國際化”後，更多外部勢力借機尋求插手，這也是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妄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重要背景。
對於這種既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又借題發揮插手台海事務的逆流，中國政府始終堅決反對。鐘厚濤指出，“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的表述，確立了維護國家主權的道德與法理制高點——任何試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行為，本質上都是在破壞都是對戰後國際秩序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破壞。
從歷史法理來看，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既定組成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明確“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簽署、後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9月，日本簽署《日本投降條款》，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北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正式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這一系列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文件與歷史事件，共同構成了中國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台灣的完整依據。鐘厚濤強調，任何插手台灣問題、推動其國際化的行為，既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破壞，理應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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