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個道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應帕克斯曼的疑問並解釋中國在國際道德話語體系中的弱勢地位。當前的國際體系，無疑仍然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主導，關於國際道德的話語論述，也自然是使用西方的語言。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內涵的價值觀念往往是由西方來定義的，而推廣這些價值，則為他們的外交行動披上了高尚的道德外衣，並成為他們攻擊其他“不道德”國家的精神武器。因此，在談論道德本身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道德論述背後所反映的權力結構和利益訴求。中國在國際道德話語體系中的被動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當前國際體系權力布局的一個自然結果。
以思想和道義力撐外交
但是如果以此去批判國際道德的“偽善”，信奉“強權即真理”，以為中國最終崛起了，話語權也會自然提升，則是犯了另外一種錯誤。新中國的外交曾經有?濃厚的道德訴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賦予了中國在國際社會鮮明的道德角色。反帝、反殖、反霸的口號，“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以及“三個世界”的理論為中國在國際社會，尤其是亞非拉國家得到廣泛的認同和道義支持。
但是在毛澤東以後，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後，中國的外交就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轉而強調純現實主義的動機。“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指導方針，在落實這一方針的過程中，中國外交的天平傾向了國家權力和財富的積累，道德原則被淡化了。當然，這是服務於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我們積極融入現有的體系，與國際接軌，一心一意謀發展，現在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卻突然發現“跑得太快，丟了靈魂”。不標榜意識形態，不對世界事務作道德評判，中國外交就只能面對別人的道德審判。
中國領導人顯然意識到了外交中權力與道德失衡的問題，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理念（劉大使在回答中也引用了這個理念）以及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中國外交要堅持“正確的義利觀”，都是試圖扭轉這種失衡的努力。但是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接受和認可，就要超脫口號（rhetoric）和策略的層面，賦予它們更具體而深刻的道德內涵和價值觀念，並用更國際化的語言作出清晰明確的闡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