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港英當局表面上追隨美國對新中國進行禁運，實際上則對走私貿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粵港之間往來的商人就在愛國主義和利潤的刺激下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此時，港英稅務機關與走私者達成默契，避免衝突，分享利潤。時任港督葛量洪後來在書中寫道，走私者與稅務官員常常約定，稅務官員“在某一時刻……到甲處，這樣走私者就可以在乙處附近蒙混過關”
朝鮮戰場上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認為，英國並未忠實履行盟友義務，對新中國的禁運不夠積極。他說，在禁運之下，中國仍然能夠設法獲得重要的軍事物資，香港繼續獲得貿易利潤證實了這一點。英國政府不得不反駁麥克阿瑟的指責。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審判納粹戰犯的英國首席檢察官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稱，查獲的唯一的違禁物品是一架照相機，很難說有什麼戰略意義，共產黨中國從英屬香港進口的軍事物資的數量幾乎為零。肖克羅斯進一步反駁說，雖然香港對華貿易大幅度下降，日本對華貿易額的月平均值卻從1950年年初到年末上升了5倍之多，而日本就在以麥克阿瑟為總司令的“盟總”的管治之下，暗指給新中國提供物資的其實就是美國，讓麥克阿瑟啞口無言。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美關係有所緩和，英國趁機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與中國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係。20世紀60年代初以後，香港的飲用水和農副產品主要依賴中國內地供應，內地與香港之間貿易額迅猛增長，香港成為真正的全方位開放的自由港。
與宗主國施行不同的經濟制度
自由港政策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嵌入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整個經濟體制之中。二戰後的歐洲經濟政策一度普遍左傾，要求政府加強管制，促進社會福利。而港英當局則堅持小政府、低管制，不惜消極對待英國的指令。1958年5月23日，在聽取工黨議員桑頓的報告後，英國議會下院通過決議“獲悉（香港）的工作環境如此惡劣，深感不安和憂慮，認為必須改善這種狀況”。而當時香港輿論大多認為，這是英國紡織業面臨來自香港的競爭處於不利地位而想出來的借口。因此，港英當局並沒有按照英國的要求增進福利，1963年英國下院辯論中，香港工廠工人的悲慘處境再次受到關注，港英當局仍然我行我素。到20世紀70年代，香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已經完全獨立於英國。
2006年，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里德曼在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網站上發表文章稱，儘管英國的經濟制度曾頗具社會主義色彩，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英國人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郭伯偉於1945年被派往香港從事財經工作，並在1961－71年期間主政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是出了名的，他甚至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數據，擔心這會給政府官員以增加干預的借口。他的繼任者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積極不干預”一說，用以描述郭伯偉的做法。這種經濟自由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是個非常貧窮的小島，人均收入僅為英國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國基本持平，英國在同期也經歷了高速的增長。
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回歸之後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
（來源：《中國週刊》 作者：孫力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