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年末，以淺野家大石良雄為首的赤穗浪士47人，在一個大雪紛飛夜，發動襲擊，躍入吉良宅邸，殺死主公仇人，竟然全身而退，拿著仇人的首級，浩浩蕩蕩供於主君墓前。然後束手伏命幕府，46人切腹盡忠。
赤穗浪士切腹之後，又過了47年，即寬延元年（1748），戲劇《假名手本忠臣藏》上演了。這出劇，自大阪首演以來，演了200年，深得民心。人們喋喋不休地講述著這個故事，一直講到明治元年（1868），連從京都來到江戶的明治天皇也表態了，稱讚赤穗浪士為義士，“固執主從之義，復仇而死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朕深賞嘉。”
被將軍殺死，卻受天皇嘉獎，可見赤穗浪士的行為在民間流傳之時，已向著尊王的價值取向轉化了，成為激發武士倒幕運動的集體無意識。當時，對於“赤穗事件”有各種批評，只有山本常朝的批評超越常識，從武士之“死狂”的角度出發。
不論是非、對錯、善惡，他只說一句話：浪士復仇，錯在沒有當機立斷。他認為，武士復仇，不一定要成功，不論成敗，要放下兵法謀劃，結果並不重要，行為本身才有意義。復仇就是復仇，既沒有什麼大道理，也不要挖空心思用計，就是衝上前去殺，衝決一切生與死的束縛和顧慮，立即去復仇，方為大義。否則，仇人萬一不幸死了，那向誰報仇去？對於瞻前顧後、左思右想的武士，常朝挖苦為“上方（大阪）”風。“上方人”就是生意人，生意人好算計，連復仇也要算計，算來算去，仇恨服從功利主義，如同做買賣一樣，復仇也不能虧本，這就不是武士道了。
看來，常朝對大石良雄謀劃了一年之後的復仇行動，是不滿意的。一定要有道理才能行動，一定要制定周密的計劃才能行動，這是儒教武士道的行動綱領，是所謂仁之勇者，但他不欣賞。他欣賞的是死狂，狂者復仇，是立即奔到現場，哪怕敵人成千上萬，也要殺。不要用計謀，只要一根筋地豁出命來突進，至死方休。
那麼，什麼他滿意的是死狂的復仇方式呢？他講了“長崎喧嘩”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在赤穗浪人襲擊吉良義央的第二年，而且事件發生的地點，就在在長崎鍋島藩，常朝老家，也是他奉公之所。
深堀三右衛門和一名志波原武右衛門的侍人，飯後剔牙，談論妓女，與長崎稅吏高木家的僕役長發生爭執，打了起來。高木一方家臣、僕人等十多人，蜂擁而來，將二人痛毆一頓，還奪了他們的刀。兩人被毆之後，立即辭掉公職，派人去取刀來。
聽說事件原委的深堀16歲的兒子和志波的男僕，立即飛奔而來，這四人一碰頭，根本就不討論事情該不該做，以及怎樣去做，不講道理，也不用兵法，而是同仇敵愾，一鼓作氣殺進去，砍死高木及眾家臣。然後放一把火，從容赴死。深堀當場切腹，志波來到門外，在橋上切腹。因事件牽連，隨後又有10人切腹。為此竟然有12人必須切腹，這是不能用道理來衡量的，用理性的眼光來看，這肯定是不合算的。
常朝也稱此為“不顧前後的莽撞”，但他斷言，此事不做則已，做則唯有“莽撞”。在他看來，只有這樣的“莽撞”，才是符合武士本質的生存之道。武士道的精神，是狂，不是仁。
兩個事件反映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武士道的復仇態度，儒學武士道和常朝的“狂禪”武士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