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英美三方為了共同的敵人走到一起，而他們之前的歷史恩怨僅僅是隱藏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三大盟國關係，國外學者出版著作，文章不計其數，但受制於價值取向和民族感情，公允之作，數量有限。國內學者因為語言障礙，對這一課題涉及不多，主要分散在通史著作中。而《蘇聯與大同盟》一書，是國內僅見專門研究這個領域高質量的學術著作。
第一，作者依靠自己的語言優勢，掌握了大量不為國內學界所知的俄國檔案，揭示了不為人知的事實，1941年秋天斯大林與丘吉爾的通信和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的相關報告，披露了兩國之間不為人知的危機，為更好理解1941年斯大林與艾登外相關於戰後安排會談提供的背景材料；蘇聯翻譯帕夫洛夫記錄的1945年5月22日、23日杜魯門與莫洛托夫會談原始記錄，否定了將這兩次會談視為美蘇冷戰起源的傳統說法，為認識斯大林對美政策演變提供了全新角度。傳統觀念認為蘇聯外交是鐵板一塊，但根據作者收集的檔案顯示，在外交決策圈，蘇聯分為不同派別，政治家、外交官、軍隊高官、經濟界各自在政策建議甚至基本理念上都存在大量衝突，相關不為人知的史實書中還有很多。
第二，擺脫了意識形態羈絆，回歸歷史本身。本書作者擺脫了這種情緒，冷靜看待蘇聯與美英盟國的關係，作者在書中明確指出“蘇聯與大同盟關係的核心部分是劃分勢力範圍。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與德國結成准同盟並達成劃分勢力範圍的秘密協定。戰爭爆發後，蘇聯與英美結成新的聯盟，除了抗擊共同敵人外，如何利用這一新的聯盟劃分對蘇聯有利的勢力範圍，成為斯大林對英美政策的重點。丘吉爾與羅斯福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三國領導人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並最終形成了雅爾塔體制。
無論是與德國還是與英美，對蘇聯來說，能否成功構建同盟的核心就是在劃分蘇聯能夠接受的勢力範圍，滿足其地緣政治要求上能否達成一致，其他如經濟、戰後秩序、國際體系等，在影響蘇聯的結盟決定上都是次要的。筆者認為這些論述很好挖掘出了以斯大林為首蘇聯高層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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