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陽：舉個例子，現在北京保姆的工資越來越高，同時，農村仍然有一些中年的勞動力。具備相應條件的農村婦女並不是不想來北京當保姆賺錢，是很多條件制約了她。萬一離開土地，找不到工作，又沒有保障，該怎麼辦？看病都是大問題，在農村有新農合，在北京看病即使能報銷，也非常困難。如果這些顧慮都沒有了，她可能就願意去北京當保姆，賺比在農村更多的錢。而需要保姆的人就能以更低價格或更方便地雇到一個保姆，他本人就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提高生產率。這是一個促進分工和專業化的過程。
記者：所以你認同戶籍制度改革能延長中國人口紅利的觀點？
都陽：對。結構轉型需要花時間在市場上摸索。我們也不希望勞動力成本直線上升，當勞動力供給制約經濟發展，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實際上是有利於結構轉型的。
從宏觀層面看，已經實現了三十年高速增長奇跡的中國可能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以前促成經濟增長奇跡的一些有利因素正逐漸消失。而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在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階段，由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以要素積累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被發揮到無以複加的程度時，深化改革與持續增長是兼容的。甚至唯有改革，才能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難題，步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
記者：是否擔心戶籍改革引發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驟減，影響農業生產？
都陽：以前一直有這個擔憂。但現在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程度已經很高了，農業生產經營並不是簡單的勞動投入，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也非常高，像化肥、農藥、優良品種，包括機械化的程度，投入增長都很快。所以農戶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勞動者，而是一個家庭農場的管理者。既然農業的生產經營跟勞動投入已經沒有太大關係，如果農地的流轉制度更加自由的話，那農業生產本身並不能成為一個制約的因素。發達國家的農業，都是1%－2%的勞動力，這完全不應該成為一個擔心的因素。
記者：勞動力流動變為人口流動會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尤其是教育問題。在這方面你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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