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從農業向工業轉變的過程中，大量依靠外來的企業力量，本土的民營經濟一直不是很強。很多企業都只是在東莞建立一個研發或生產基地，總部大多不在東莞，像深圳的華為、酷派等就是如此。
肖功俊分析，“原先東莞相比深圳具有土地優勢，地租便宜，勞動力價格也低廉，對於打工者來說租房也適宜，所以大量流動人口湧入”。
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專家何學彥認為，“東莞問題是全國經濟轉型的縮影，深圳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地緣優勢是東莞無法相比的，東莞畢竟屬於深圳的輻射範圍”。
相比深圳，東莞的品牌如大朗毛織、虎門服裝、厚街家具等產業集群，以及搜於特、都市麗人等，始終遜色。
相對於廣州、深圳而言，東莞吸引力還是明顯不足，其他一些傳統工業區內人才缺口更是嚴重。
另外，東莞在吸引大批外資企業和“新莞人”進駐的過程中，以提供土地作為置換條件。這一政策讓東莞提早享受了發展的紅利，也過早地透支了其土地資源。
據悉，2012年東莞曾簽約引進了一大批項目，但由於受土地、資金、環評等因素制約，很多項目尚未真正落地，引進的重大項目中有34個都存在地指標缺口。
此外，東莞缺失集中性的採購區域，在東莞市區中心，沒有一個成規模的集中性交易展示平台，整個東莞也沒有所謂的一個標準意義的城市中心。
何學彥認為，過去，需求結構中投資高達30%，現在基礎設施總體投資下降，消費需求相應下降，必然需要轉換經濟增長的台階，“我估計，到2017年增速甚至會降到7%以下。在2020年左右，新的代替產業進入一個常態，回到7%以上”。
“東莞至少要三四年才會緩過來。”何學彥說。
（來源：《重慶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