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9日電／在距離第二十二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峰會）舉行尚有一個月，東道主北京對“中華台北”由馬英九親自出席，並籍此實現“習馬會”仍然不鬆口的情況下，馬英九終於認命，昨日無可奈何地決定，由蕭萬長代表他出席“APEC”峰會。此顯示，馬英九自去年九月起發動，並在今年九月間密集進行的“APEC習馬會”輿論攻勢，終於失敗。
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說，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立即表態，“大陸作為東道主，歡迎台灣方面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與會”。這既是要將“台灣領導人仍然是派出代表出席北京APEC峰會”的決定固定下來，也是肯定馬英九最終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還忘不了重申一次“有關諒解備忘錄”。
范麗青所指的“有關諒解備忘錄”，應當是分為兩個層次。其中第一個層次是指一九九一年的“韓國諒解備忘錄”，當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由於是由各“APEC”經濟體的“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出席，因而又稱“雙部長會議”）在韓國舉行，韓國決定執行“APEC”吸收中國、中國台北和香港（回歸後改稱為“中國香港”）加入的決議，邀請這三個新的經濟體出席會議。但為了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達成了“諒解備忘錄”，確定中國為主體經濟體，中國台北和香港是地區經濟體，中國台北和香港都不能舉辦部長級會議，而且其主管對外事務的主官也不能出席部長級會議，只能是由“經濟部長”出席部長級會議。
部長級會議的程式是，部長們聽取和審議高官會報告，回顧當年的形勢和工作進程，決定下一步行動綱領和計劃。部長級會議總體把握“APEC”的進程，與會部長們代表各自的政府或行政當局,提出議案，發表意見，決定重要問題。“部長級會議”是“APEC”的會議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對“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負責。會議主席由除中國台北、中國香港之外的所有成員經濟體輪流擔任，擔任主席的經濟體負責主持外長和“經濟部長”的年會。
第二個層次是“西雅圖模式”。一九九三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在美國的西雅圖舉行。美國總統克林頓認為，應當提高“APEC”的規格，因而建議從當次“APEC”會議開始，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亦即“峰會”，緊接著部長級會議之後進行，並作為“APEC”級別最高的決策機制。會議的主要工作程式是，領導人聽取部長們的工作報告，並對部長級會議提出的議題和方案拍板定論，對下一年度的工作作出指示，會後發表領導人宣言。“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建立與定期召開，使“APEC”活動的層次提高到了首腦級。
經過當年“APEC”東道主美國與中國的磋商，為中國台北經濟體的出席方式確立了“西雅圖模式”，亦即其一，由於中國台北和香港（回歸後改稱為“中國香港”）不能舉辦雙部長會議，因而也不能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其二，台灣領導人也不能出席這個最高層次的會議，而只能是派出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以“領導人代表”的名義出席。而在香港回歸後，香港特首可以出席“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至於台灣“領導人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邀請方式，也形成了一套機制，通常是由主辦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經濟體的領袖，當然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派出特使前往台北，當面向台灣領導人發出出席邀請函。而台灣出席會議的“領導人代表”的具體人選，必須獲得北京同意。然後，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經濟體，再向台灣發出具體人選的邀請函。
二零零一年的第九次“APEC”峰會，在中國的上海舉行，這是中國首次舉辦“APEC”峰會。陳水扁意圖突破“西雅圖模式”，想由他自己親自出席會議。在遭到北京拒絕後，又意圖改派卸任“副總統”李元簇代表他出席，但仍然被比較拒絕。陳水扁老羞成怒，結果連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也沒有派出，形成台北缺席了當年的“APEC”峰會。事後，陳水扁頗為後悔懊惱。
二零零八年馬英九上台，也意圖突破“西雅圖模式”，計劃派出也是卸任“副總統”的連戰，代表他出席“APEC”峰會。而且派出連戰還具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連戰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出身，還曾任過“行政院長”，並不是經濟域的官員，因而頗有“偷步取巧”的意味。
馬英九的如意算盤是：一、藉著連戰曾經進行“和平之旅”，並在“胡連會”中與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關係，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在兩岸關係尤其是海峽兩會協商中，獲得北京更多的“讓利”。二、連戰曾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藉著北京對連戰的好感，而趁機提升中國台北出席“APEC”峰會代表的層級，為自己日後有機會直接出席“APEC”峰會預作鋪墊。三、連戰曾任國民黨主席，此時也是榮譽主席，在國民黨內擁有較高的號召力，能夠聚攏部分老派的國民黨人。而北京雖然對馬英九耍了這個小手段頗為不悅，但考慮到連戰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面的重大貢獻，也就“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了。
但連戰終究不是馬英九的“自己人”。隨著馬英九在兩岸系統清掃門庭，尤其是在海基會逼退江丙坤，也希望能在出席“APEC”峰會的代表人選上，換上自己的親信，尤其是也曾任過“行政院長”，並曾與自己搭檔參選並當選“副總統”的蕭萬長。而且，蕭萬長還曾在“經建會主委”任上，作為李登輝的代表出席過“APEC”峰會，是貨真價實的經濟領域部長級官員。
連戰的“犯規”，給了馬英九“換人”的機會。那就是，在前年的“APEC”峰會上，連戰私底下分別與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進行“走廊外交”和“咖啡廳外交”。北京當然不悅，但出於連戰對推動兩岸關係的重大貢獻，而沒有聲張。馬英九得知後，趁機換上蕭萬長。
也正因為連戰曾籍著“APEC”峰會進行“走廊外交”，當馬英九提出親自出席北京“APEC”峰會後，北京除了是出於堅守“西雅圖模式”的考量之外，也是擔心馬英九按照連戰的模式，與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進“走廊外交”、“咖啡廳外交”。
應當說，“APEC”的“諒解備忘錄”的規矩是明擺著的，馬英九以出席北京“APEC”峰會實現“習馬會”的要求，不切實際，並注定會破局。但這並不等於沒有機會實現“習馬會”，可以採取其他的形式，只要不是借助國際場合就行。但由馬英九仍然堅持“不統、不獨、不武”，也由於他的無能無為，更由於他搞了個“共諜案”，傷害了國台辦和海協會，因而“習馬會”的機率已大為降低。不過，習近平是“紅二代”，少年時代曾在中南海住過，深得其父親習仲勛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的政治謀略精髓，是否也將會大開大闔，仍有待觀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