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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問題上的美國因素同時影響英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共中央的對港政策 |
中評社╱題：新中國建立前後中共對香港政策的英美因素考察 作者：張建（上海）
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採取了“維持現狀”的政策。英國為了維持其在香港的立足點，對中共採取了務實的政策，承認新生的中共政權。這是中共採取對港政策重要的英國因素考量。美國也多方瞭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意圖，評估英國人保住香港的意願和能力，從而決定美國在香港的角色。利用英美在香港問題上的矛盾也是中共考慮香港問題的重要因素。
1949年10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解放廣州，陳兵寶安（深圳）。為什麼解放軍在氣勢如虹、勢如破竹之時，沒有趁勢解放香港，以至於30多年後中英兩國以創造性的“一國兩制”方式通過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呢？中國共產黨這一行為的歷史邏輯、政治邏輯和戰略邏輯為何？把香港放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中統籌謀劃是中共中央運籌香港問題的智慧和方法。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和地緣格局，將國際大局作為考量香港問題的重要基礎，體現出中央對香港政策的輪廓和軌跡，並將這種思想應用於對港政策的實踐。關於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對港政策的研究大多考察了建國初期中央對香港政策的歷史演變和戰略決策，〔1〕但從英國、美國等外部因素的視角來分析中共對港政策的研究仍不多見。本文以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對香港問題的思考與論述為起點，剖析中央對港政策的英國因素和美國因素，以更好地理解國際大局在中央對港政策中的影響。
一、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中央對港政策的形成
20世紀30年代，八路軍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海外籌集經費的重要來源地。〔2〕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開展內地不便進行的各種活動，把香港變成了保存革命實力、接通海內外渠道、從事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和擴大黨的影響的重要基地。〔3〕這與中國共產黨從戰略大局考量香港的地位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的政策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高層的思考中得以體現。早在1946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回答西方記者的提問時就有了這種後來被稱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思考。〔4〕雖然此時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仍處於弱勢，但其對於國際、國家問題的清晰戰略思考遠遠超出了當時的政治格局。1948年12月，在國共內戰中已經掌控大局、勝利在望之時，中國共產黨再次表示不會收回香港，中共建立新政權後香港仍將由英國管治。〔5〕1949年2月，斯大林派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為特使到西柏坡訪問。毛澤東會見米高揚時介紹了中共將對香港採取的政策。1949年6月，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有關香港和九龍的問題，我們暫時不打算提出還歸中國的要求”，〔6〕這是中共領導人較早地表述對港澳問題的政策。1950年初，英國宣佈承認新中國後，斯大林竭力要求毛澤東收復香港。但毛澤東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對於當時依靠莫斯科、仰仗斯大林支持的新中國以及毛澤東來說，這一決定必然是艱難的。這表明，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把香港問題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香港不僅在對外貿易中，更為重要的是在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中發揮關鍵的作用。〔7〕
中央對香港政策的戰略考量在1951年周恩來通過廖承志給新華社香港分社傳達的中央指示中更可見一斑。在這份指示中，周恩來提到：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經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8〕香港對於打破美國和聯合國禁運很有用，還可以令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產生分歧。“你們一定要認識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一定要相信中央這個重大決策。你們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要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政治局委員彭真也指出，現在收回香港有困難，也會在國際關係方面為中國帶來問題。最好還是維持香港現狀，利用這個殖民地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服務。〔9〕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政策的意義更是與共產黨的政治戰略、經濟戰略與地緣戰略思考緊密結合在一起。“香港和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因屬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很複雜，需要採取另外的方式解決。中共中央確定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點在於利用兩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發展海外關係和對外貿易，以利於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工業化建設。”〔10〕周恩來曾表示，“香港留在英國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11〕而這一戰略的最佳體現就是英國不顧美國的壓力，在西方國家中最早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所言，毛澤東、周恩來收不收回香港決定於是否有利於創建國家大業、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有利於分化美英反華聯盟、有利於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有利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12〕
利用英美在香港問題上的矛盾也是中央考慮香港問題的重要因素。二戰後，美國綜合國力超過英國，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影響力。所以保住香港，維持與新中國的外交關係至關重要。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比落入美國人手中更好，這樣中國政府可以更加主動，也可以利用英美矛盾服務於中國的外交政策。讓香港留在英國手中，中國反而獲得了主動權，既能夠牽制英國使其不致於緊隨美國的步伐，也可以利用香港來擴大英美的矛盾與分歧，從而克服冷戰背景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孤立與封鎖。同時，香港也是新中國同外國進行經濟聯繫的紐帶。新中國建立初期，美國操縱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貿易禁運，香港因而成為從西方獲得商品的唯一渠道。1948年，香港向內地的出口價值為2.8億港元，1950年上升為4.6億港元，1951年達到24.67港元。〔13〕
二、影響中共對港政策的英國因素
從英國方面來看，英國對中國共產黨的務實政策是影響中國共產黨採取對香港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新政權成立前夕，英國政府一方面保持同中共的接觸，為承認新政權做準備；另一方面限制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加強香港防務。英國的目的是盡力減少在華利益損失，同時維持在香港的統治。〔14〕港府與中共政府建立起一種不流於退讓、奉承，而是較互信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英國於1950年1月承認中共政權後尤為明顯。一方面，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決策上往往會考慮中共利益，而另一方面中共則不鼓動國內民眾發起收回香港的運動。〔15〕
1945年至1949年間，雖然國民政府與港英政府在若干問題上出現矛盾，但國民政府困於在內地與共產黨的交戰，對於矛盾大多通過外交交涉予以解決，在香港問題上並沒有太多具體的政策和作為。〔16〕國共內戰後期，英國從現實主義出發，為了確保香港殖民地的價值以及保護在內地和香港投資的安全，選擇國共內戰中的勝利者作為合作的對象，以在中國“保留立足點”（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中國大陸的勝利，英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如何保持英國在華存在了百餘年的利益以及對香港的統治。1948年12月9日，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對華政策備忘錄指出，中共在大陸的勝利將對香港產生影響。“在英國不可能保衛香港的情況下，香港要保持當前的地位，必須依賴於中共是否認為香港的存在有利於中共的經濟和對外貿易。如果中共認為保持香港目前狀態對其有利的話，香港將能繼續存在下去。”“在中國必須保留一個立足點，以與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聯繫。”〔17〕12月13日，英國內閣會議贊同外交部提出的在中國“保留立足點”的政策。1949年1月，英國外交部、國防部和殖民地部根據英國內閣會議的決定，擬定了秘密的《香港緊急防衛計畫》。另外，港英當局則採取加強移民管制、人口登記等措施，實施《移民管制條例》和《人口登記條例》，以加強內外流動控制。3月5日，英國殖民地大臣也向內閣提交了關於香港形勢的備忘錄。備忘錄指出，短期內香港可能面臨的威脅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左派工會可能在香港內部製造騷亂；二是大量難民的湧入；三是共產黨遊擊隊的可能入侵。備忘錄提出，香港需要兩個旅的兵力才能應對香港目前可能面臨的威脅。〔18〕當月，英國政府把原駐防馬來亞的廓爾喀兵調防香港，以加強防務。4月，“紫石英號”（Amethyst）事件〔19〕發生後，港英政府認為中共若奪取香港，其根本無力保護，建議倫敦加強香港的防務。〔20〕5月初，倫敦當局根據形勢評估做出派兵增援的決定。6月6日至9日，為做好香港防禦準備和協調防務事宜，英國國防大臣亞歷山大（A.V. Alexander）訪問香港。亞歷山大在與港督葛量洪會談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勢力正在急速擴展，任何軍事和保安措施的延誤，將會減弱有關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嚴重影響英國在東南亞的地位。為增強香港的軍事防禦和保安措施，英國將委任一名統帥英國駐港三軍的司令。亞歷山大在提交給首相關於訪問香港情況的報告中還提出應採取儘快聘任合適顧問，協助開拓與中國以外構架的貿易、積極招募香港義勇防衛軍（the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Force）、做好供給來港增援的皇家海軍和皇家空軍使用的航空燃料儲備等加強香港防禦的建議。〔21〕與此同時，6月8日，亞歷山大在香港宣佈英國政府極力希望同中國人民選擇的任何政府建立最友好的關係。6月14日，港英當局又制定緊急狀態條例，封鎖邊界，控制人口，實行移民登記等一系列措施。8月23日，英國外交事務大臣恩尼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向內閣建議，不應放棄在華全部利益，應實行在中國保留立足點的政策並準備承認中國新政權。〔22〕與此同時，英國積極遊說美國，希望在香港問題上獲得美國的援助。紫石英號事件後，英國外交官員在與美國同行的會面中開始頻繁討論香港的防務問題。9月17日，貝文訪問華盛頓期間，明確詢問美國是否會在香港協助英國。可以看出，此時在香港問題上，英國政府是三手準備：一方面向香港增兵，增強香港的防禦，以便在解放軍進攻的時候能有所反應；另一方面，則通過各種途徑尋求與中共的對話和合作。再者，積極尋求美國在香港受到攻擊時提供軍事援助。正如美國學者所言，“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共產黨的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與共產黨進行討論。他們認為，衹要承認共產黨政府，就能促進上述兩個目標的實現”。〔23〕
雖然英國當局因應中國大陸國共內戰的局勢，在1949年5月已經做出增兵香港，加強香港防務的決定，但英國對於香港的政治前景並不看好。面對解放軍的百萬大軍，雖然集結了4個旅數萬人的駐港英軍已經做好了防禦準備，但他們深知這些兵力和部署不足以保護香港，這是一場不可能取勝的防禦戰。大軍壓境，一河之隔處於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此時烏雲密佈、人心惶惶。但解放軍並沒有乘勝越過深圳河，踏足香港土地，一舉解放被英國佔領了一百餘年的香港。不久，彌漫於香港社會的緊張氣氛得以逐漸緩和。新中國成立前夕，英國駐華大使斯蒂文森曾經建議與新中國外交部建立一條官方聯絡通道。〔24〕10月10日，英外交部訓令駐華外交人員不要隨國民黨政府內遷重慶。10月24日，英國外交部研究認為，隨著廣州的陷落，共產黨已經直抵香港邊境。共產黨已經統治大部分的中國領土。英國的在華利益衹能通過貿易來維護，要維護英國的利益就應該承認新政權。但也要考慮承認新中國對英國在遠東利益的衝擊。〔25〕10月27日，英國內閣會議決定就是否承認新中國問題上徵詢殖民地政府和美國政府的意見。〔26〕11月2-4日，英國在新加坡舉行遠東地區代表會議，英國就是否承認新中國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聽取殖民地政府的意見，會議最後向英國政府提出應儘早承認中共政府的意見。英國下院在11月17日就對外事務進行辯論時，工党和保守黨議員形成共識，即承認新中國已不可避免。此時，雖然英國與美國是東西方冷戰中最親密的盟友，英國亦追隨美國的全球冷戰戰略，在對抗社會主義陣營上也具有共同利益，但雙方也並非完全一致而無分歧。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上，英國雖然面臨美國要求不承認或有條件承認新中國的壓力，但英國仍然以自身的“國家利益”為重。1949年12月15日，英國政府做出承認新中國的決定。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英國外交事務大臣恩尼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致中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照會稱，英國願與中國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27〕對此，美國十分不滿。英國承認新政府之後，北歐國家包括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等也相繼承認新中國，進而推動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950年3月2日，中英雙方開始進行建交談判。但在中英兩國展開建交談判過程中，英國或拒絕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或未能履行承諾，以致兩國建交談判沒有實質進展。特別是英國在台灣問題上追隨美國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及允許台灣反共勢力藉助香港從事破壞活動，以增加其與新中國談判的籌碼。香港事務也是中英雙方建交談判的重要內容之一，但雙方存在不少分歧。中方向英方表示，應沿用國民政府的先例，〔28〕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機構，而英方卻提出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雙方在駐港機構上難以達成一致，衹能沿用新中國成立前的做法，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處理官方的涉港事宜。直到1954年，中英雙方才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係，1972年3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歷史性地訪問中國後不久中英才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中國政府鑒於香港問題的重要性和內地與香港聯繫事務增加的實際需要，曾打算在香港派駐官方代表機構。早在1956年2月就曾向英方提出中國政府希望在香港設立特派員事務處，直到1958年英方明確給予拒絕。1972年中方在與英國的外交會談中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甚至周恩來總理向英國外交大臣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承諾，中方不會在香港搞雙重政權，不會過問香港地方事務。1973年5月21日，英方再次拒絕了中方的關於在香港設立官方代表處的要求。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時就香港問題談道：“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在此次會見中，毛澤東還說：“現在還剩下一個我們要求在香港設立官方代表機構問題，這是出於我們在那裡的需要，我們不會搞小動作，不會以此達到其他目的。這個問題可以等你們考慮成熟後再談，也許在你再任首相時達成協議。”〔29〕
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利益是其在遠東地區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徵。四十年代非殖民主義浪潮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在亞洲地區，英國一旦失去了香港，其他殖民地區的利益可能面臨多米諾骨牌一樣的坍塌。二戰後的遠東地區是熱點問題爆發的重要地區之一，如朝鮮問題、印度支那問題。從維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來看，英國政府希望通過改善英中關係，更好地維護英國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利益，也有利於英國在亞太地區塑造一個和平的形象。〔30〕這也是英國並沒有在所有政策上都追隨美國的原因之一。香港是英國在遠東地區的一個重要立足點，也是英國勢力在亞洲的載體和象徵。二戰後的英國綜合國力衰弱，對自己在香港的地位以及香港的未來命運尤為關注。新中國政府表明“不承認所有不平等條約的立場”使得英國失去了繼續統治香港的法律依據。但英國因其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不願意放棄這一港口。英國政府態度很明確，香港應繼續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應該儘可能的延遲。〔31〕
英國政府採取有別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使新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施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具有了現實可能性。〔32〕
香港因素是影響英國較早承認新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國政府基於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其在華的利益考量以及在香港問題上的考慮，最終排除來自美國的阻力和壓力，審時度勢地承認了新中國，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在國際上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新成立的中國政府對英國政府的“示好”予以積極回應。幾個月後，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國際形勢大變，中英之間的互動並沒有形成“蜜月期”，英國在對華政策上轉趨保守，轉而加入美國對中國遏制、封鎖的部署，並支持美國利用香港加強對中國的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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