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現代中國面對西方和世界的基本態度，不能將“抵制傳播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中國大學”解讀為封閉，不能將這種教材使用管理與“開放”對立起來。中國的大學應該仍會使用西方原版教材，歡迎來自西方的教授，尊重老師在課堂上講授西方理論和學說，鼓勵學生從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學術思想資源。畢竟，正如一些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些學科和領域經典理論都來自西方，中國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很多學科前沿都在國外，西方教材的引用不可避免，而且能給中國教材提供多元的對比角色。
我們也應理解袁部長講話的現實背景。在當下社會中確實存在一種“逢中必反”“全盤西化”的“極右思潮”，總講西方如何好、中國如何失敗、西方模式是唯一選擇，走西方道路不可避免。這種思潮在高校中影響更甚，年輕人可能會因此缺乏自信的支撐，而陷入盲目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迷思中。因此，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很有現實意義，有必要通過大學課堂這個陣地，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強化“解決中國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這個共識，有必要通過宣傳思想工作，強化年輕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形成這種自信需要開放，也需要引導。在不排斥西方有價值的學說和理論的基礎上，凝聚對自身核心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自信，這是對過去的糾偏，輿論對此不必反應過度，也不必無端推想。實際上，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每個國家在教材管理上都會致力於通過教育向年輕人傳播本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只不過有些不那麼直接和明顯。這方面，中國倒是要向西方國家學習，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不至於引起反彈和抵觸。
總之，在這場思想風波中，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清晰限定“西方價值觀”概念，不作擴大化的解讀，盡量避免撕裂，爭取更多共識。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