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4日電／香港立法會財委會終於通過了創科局的撥款議案，令該局可於11月內成立。拖了三年而終得結果，主席陳健波的強硬“剪布”做法居功至偉，可為今後主持會議者樹立榜樣。可惜者是三年過去，浪費了的時間如青春去了不會回來，所造成本港發展的機會成本損失已無法挽回。因此今後必須加倍努力，望能追回一些失落的時間，而在此際也應更深切反思，香港應如何推動創科產業的發展。 須向先進者學習
創科局議案其實內容不多，只撥了3600萬港元作薪金及近1500萬元作開支之用，為此小數拖了三年殊為不值。還必須注意創科局得以成立便不表示萬事大吉：推動創科活動及相關產業在在需財，政府少不了要出錢，故將來有具體項目需予投入時，又可能遇到更嚴重的“拉布”及其他政治性障礙，政治干擾仍會沒完沒了。
與此同時，港府還須十分注意妨礙創科產業發展的非政治性因素。創科能力不足導致香港產業及經濟轉型與升級換代滯後，乃經濟的老大難問題，遠在政治性困擾惡化前已出現。因此港府在成立創科局後，必須作兩手推動：一面克服政治性障礙，另一面消除非政治性干擾。對後者港人港府務必先端正心態，承認創科能力落後，並虛心向先進者學習。特別是星洲及深圳等周邊創科中心，其經驗更足為香港借鏡：兩地的人文及經濟發展環境均與本港有不少相似之處，故絕不宜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另方面，在創科能力培育上，也要看到香港有後發優勢，即可由吸收先進者包括星深的經驗來加快趕上的步伐。
然而香港必須有高度的緊迫感，畢竟在創科上已落後甚多。過去香港開創了加工出口的發展模式，曾引領東亞尤其四小龍的工業化進程。可惜到今天，在創科能力上香港已居四小龍之末。相對深圳來說變化更大：深圳的開放及工業化曾在極大程度上依賴香港拉動，在起步發展時香港是老大哥。但現時形勢已逆轉，在創科上深圳已由小弟弟變為老大哥。
失去與深合作機遇
令筆者感慨尤深者是：廣東尤其深圳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力推經濟轉型並開始培育創科產業時，曾邀請及寄望與香港合作，想在更高層次上再現“前店後廠”建立珠三角出口加工基地的輝煌業績。當時筆者察看形勢後，在到廣東訪問及交流時便曾指出，香港並無意願及條件在創科上與廣東合作，深圳等要自行上路，其後的發展正是這樣。因此上世紀90年代後期是深港發展路向的分水嶺及轉折點，深圳努力建立新優勢新動力，而香港則依然故我。
這乃一個歷史問題，港英時代根本不重視創科。回歸後情況有變，董建華政府曾力推創新科技發展，並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如建立了應科院及科技園等)，但相關活動及產業卻未能茁壯成長形成氣候。曾蔭權政府則有優勢產業的開發計劃，當中也涵蓋了創新活動，但同樣未見預期效果。回顧近十多年來的歷史，顯見本港已失去了一次與廣東及深圳共推創科的發展機遇，而回歸後港府雖曾嘗試推動卻未有成效。顯然，香港要搞好搞活創科，並非成立創科局便問題解決萬事大吉，這雖是重要的起步，但還須研究深層問題排除障礙，從而避免如前任政府般事倍功微。
缺乏創科文化
最根本也最關鍵者是全港上下要有新思維，重整對創科的理念及認識。有人指出，香港搞創科欠缺者不在於資金及人才，且還有商貿、金融、國際化及法治等多項優點，但總像缺少了什麼。這確是一矢中的的批語，而缺少的可概括地說是創科文化：社會上普遍對此事不大重視，工商界部分人更認為並無必要，而港府尤其公務員隊伍及由此出身的問責官員，仍多抱“大市場、小政府”觀念。因此，這些問題必須先予解決，要教育民眾(特別是工商界)搞創科的必要性及緊迫性，而政府更應帶頭明言在創科領域“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並不適用。須知若無思維改變，創科局建立了也無法扭轉大局。
來源：香港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