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時外界對此事並未過分關注，也沒有人認為這次自由轉會事件將會全面解凍國內的轉會體系。國安和國內其他俱樂部一樣，為掌握俱樂部的主動權，仍然是與球員每年一簽工作合同。合同的簽訂時間一般都是在轉會截止之後。這種做法直接導致球員在工作合同的簽訂過程與俱樂部很難擁有平等的談判機會。道理很簡單，轉會已經結束，如果不簽合同將無法參加比賽。在當時那種情况下，如果球員提出轉會，俱樂部會根據中國足協制定的轉會規則提出轉會費。在前兩年的足球環境中，很多球員都因為轉會費過高而無法轉會，俱樂部一時間站在絕對主動的位置上。
這種局面在2008年底得到了徹底的動搖。周海濱和馮瀟霆兩人在合同與原俱樂部到期之後，分別以自由人的身份轉會至荷蘭與韓國的俱樂部。實德和魯能沒有收到一分錢的轉會費。俱樂部方面雖然提出了諸如中國國情以及投資人利益等困難，仍然難以阻擋中國足球向世界足壇靠攏的趨勢。為保護各個俱樂部的利益，中國足協規定2010賽季的國內轉會仍然沿用以前的保護期政策，即便球員與原俱樂部合同到期，如要轉會其他俱樂部也要經過原俱樂部的同意。
恒大的一天與國安的一周
其實在2010賽季，很多俱樂部便已經做好了對即將到來的“自由轉會”的防範工作，大多數球隊都與自己的球員簽訂了三年或以上的合同。
國安並不例外，他們本來試圖在2010年年初與大部分球員簽訂一份兩年以上的工作合同，但在談判中某些條款並未達成一致。當時剛剛上任的國安俱樂部總經理高潮親自前往昆明紅塔基地，與在那裡集訓的球員逐一談話簽約，50多歲的人連續工作了好幾天，強度之大可想而知。工作完成之後，直接乘晚班飛機返回了北京。
不過，當時在昆明的球員並非全部，楊昊、黃博文和楊智等人在國家隊集訓。高潮完成了昆明的簽約之後，立刻前往上海與國脚進行談判。按照俱樂部的初衷，希望與楊昊、黃博文等人簽訂三年以上的長期合同，但因為合同條款存在分歧，簽長約一事受阻。
作為國企，中信集團投資中國足球時間最長，而且財務制度都有嚴格的流程。本賽季初期，董事會已經確定了每名球員的收入上限，俱樂部層面手中的權力非常有限。因此，如果球員認為自己的收入不符合預期的時候，俱樂部方面很難擅做决定增加收入。如重新審批，則需要再走一遍財務流程。最終的結果是，徐雲龍等五名球員與俱樂部最後只在某一層面之內達成共識，這五人的合同年限也僅是一年而非三年。
與私營企業相比，國安足球俱樂部無疑具備更雄厚的背景，但在利用價格杠杆進行挖人等短平快的行動上，船大難調頭的弊端則顯露無遺。這一點，國安俱樂部內部人士也承認，他們甚至舉出恒大的例子——只要許家印點頭，廣州隊可以揮動著支票肆意購買心儀的球員。同樣的情况如果放在國安，則需要俱樂部提交中信國安集團，然後經過集團高層的認可才能落實。同時，由於中信集團內部企業對俱樂部的贊助力度很大，很多問題也需要考慮贊助商尤其是內部兄弟單位的意見，造成了反應時間的滯後。“比如同樣動用1000萬買一名球員，在恒大也許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在國安的周期至少是一周。轉會市場上，運轉周期的長短將直接影響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