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足球、籃球等聯賽職業化後，不管是制度上還是運動員的心理準備，再到賽事運行機制上來說，中國體育都還沒有做好準備。因此，中國職業足球出現危機後一落到底，振興乏力——它破壞了公平競爭原則的底線，而體制和運行機制的不完善使之東山再起極為艱難。
“雙軌制”的瓜不甜
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在“雙軌制”。中國體育軍團可以在奧運會上拿許多金牌，但是仍舊沒有找到適應市場化和職業化需求的路徑。這也是謝亞龍、南勇、楊一民他們的悲劇——他們本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但做的卻是市場化體制的事，這樣就使他們產生了巨大的錯位。
對謝亞龍的身份而言，他到底是一個公司的CEO呢，還是國家公職人員？他應該服從誰的利益？當年謝亞龍上台，為了保奧運出線權就犧牲職業聯賽的利益，就可以不管職業體育賺錢的需求。這就是身份的錯位。
與中國職業體育的發展路徑相反，國外的職業體育是由下而上形成的，政府並不插手具體事務。比如英國最早的職業足球，阿森納、切爾西、曼聯等俱樂部都屬於某個企業、某個社區，代表某個城市，由企業或是擁護者捐款來辦俱樂部。同時，它也是在市場機制下運行，不斷進行市場化的競爭和淘汰後，演變成職業運動。
因此我們看到的歐美國家的體育職業，市場化、法制化程度都比較高，大眾文化的準備也比較充足，這就給職業運動創建了一個良好生態環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即使意甲爆發“電話門”醜聞危機，尤文圖斯被降級，但是意甲聯賽本身沒有受到很大的破壞。
深刻的理解才是推動力
為什麼牛津、劍橋可以持續一百多年的大學賽艇對抗賽，我們學習借鑒後，卻持續不下去呢？中國職業足球的規章制度、仲裁委員會、裁判委員會等也是用“拿來主義”，但是為什麼沒有發揮出真正的效力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