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體育界的反興奮劑工作就在不斷加強和突破，2013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相關官員曾評價中國的反興奮劑工作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是國際反興奮劑權威機構對中國反興奮劑工作的高度認可。
但在孫楊“涉藥”事件的處理上，我國有關部門的沉默卻很可能毀掉中國競技體育來之不易的清白。
“1994年廣島亞運會期間，我正好在日本，親眼看到一些國際媒體是怎樣大肆宣傳中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中國體育的形象、國家的形象可以說被攻擊得一塌糊塗。”上海體育學院體育人文學院教授肖煥禹說，“從那次事件就可以看出，有些國際媒體對涉及中國的任何一點負面事件都會無限放大和炒作。所以問題在於，我們是怎樣應對的。”
“很遺憾，在孫楊‘涉藥’這件事上，原本一件完全談不上是負面事件的事件，最終卻造成了比負面事件還要壞的負面影響。”肖煥禹表示，“相關部門以為運動員的事只是個人的事，其實，在國際上，一名中國運動員就可以代表整支中國隊，就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的形象。相關部門的危機公關意識不強，最終導致的可能是中國體育和中國國家形象的損失。”
在肖煥禹看來，相關部門此次對孫楊“涉藥”事件的處理，表現出的已不僅僅是危機公關意識不強，更是話語權的主動放棄。
“我們在國際比賽上取得的優異成績已經太多了，我們的優秀運動員也已經太多了，但這就是一個體育大國所追求的嗎？我們還應掌握話語權。面對危機的時候，我們要主動與外界溝通，說明事實，澄清疑問，有錯就主動認錯，承擔責任，這也是一個大國應有的擔當。與此同時，還應積極爭取媒體的支持，利用媒體發布正面的信息和聲音，以便及時平息爭議。只有主動掌握話語權，才能讓某些習慣於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外國媒體和組織找不到小題大做的機會。”肖煥禹說。（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