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生物護照”規定，運動員需要提供常年身體指標，反興奮劑檢查機構會通過看運動員的身體指標是否發生突變，來判斷是否有可能服用了興奮劑，這就觸碰了運動員的個人隱私。
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與第三方機構的合作也並不總是那麼順暢。WADA負責協調不同體育項目的禁藥清單，而第三方機構是要掙錢的。後者總是期望搞個大事情來提高身份，所以難免做些不按規則辦的事。去年9月針對孫楊的這一幕，就像這種手段。
此外，反興奮劑檢查暗箱操作製造的不公平也不少。典型例子就是濫用“治療用藥豁免許可”。運動員如果有病要治，在申請得到同意的情況下是可以使用藥物的，即使藥物中含有興奮劑。但有媒體估計，得到豁免最多的是美國運動員，其他國家的運動員被批准的比例要小得多。BBC曾報道，自行車獨立改革委員會表示，濫用“治療用藥豁免”在體壇十分常見，90%都是為了提高比賽成績。
所以，反興奮劑檢查很重要，但並不是重要就全對。這一行裡，也大有貓膩。（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