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薩馬蘭奇再次為鄧亞萍頒獎。但在鄧亞萍還沒奪冠前，薩馬蘭奇就曾問她“你知道決賽是哪一天嗎？”似乎已經看好鄧亞萍奪冠，“有人告訴他日期後，他順手記下了時間。”1996年，鄧亞萍的亞特蘭大之夢再次成為現實。這一次，薩馬蘭奇除了為她頒獎，還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像對待自己的孫女一樣親撫了這位中國姑娘的臉頰，這一刻成為將二人友誼印入歷史的見證。在薩馬蘭奇推薦下，鄧亞萍退役後成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她也是第一位進入國際奧委會的中國運動員。
“從我認識他到他2001年退休，老薩在做人做事和國際視野等方面給了我很多啟發。”鄧亞萍說，薩馬蘭奇曾告訴她“我（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時，你們的衣服只有黑灰藍3種顔色。”後來對中國變化的認可以及同鄧亞萍的友誼，讓薩馬蘭奇對中國厚愛有加，鄧亞萍笑稱，“交朋友到了那個份兒上，其實不需要太多言語，就是‘你懂的’，我想，這就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像小球轉動大球的先例，要大用特用”。
作為較早代表中國走出國門的一批運動員，雖然“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常務理事”是這位乒壇大姐大現在的頭銜，但鄧亞萍回憶，她的整個運動生涯似乎都在踐行公共外交的使命。退役後，她參與了世界勞倫斯組織，成為這個由全球46個頂級運動員組成的協會中“唯一的中國人”。在這裡，她需要到不同的洲為當地乒乓球運動員和教練員提供更高水平的指導，還要到不同的地方幫助傷殘人士或貧困的孩子，用體育作媒介，幫助他們戰勝恐懼和憂傷，這些賽場之外的體育工作，讓她深切感受到曼德拉所說的“體育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同時，這也讓她意識到國內體育公益、NGO組織“越來越活躍，但沒有章法”的現狀，幾年前，馬爾代夫的駐華大使主動找到鄧亞萍，“這個人曾是乒乓球運動員，對乒乓球有感情，他在組織各使館的外交官乒乓球俱樂部，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比賽”，鄧亞萍欣然應允後發現，“體育是開展公共外交很好的平台，我們有很多世界級影響力的人，但沒有充分利用起來，我相信體育能給人以心靈的觸動，只要每個人從點滴做起。”
這對在役運動員同樣適用，“體育比賽不像電影可以回放，稍有失誤就意味著明年再來，它的真實性和生活十分切合。”姚明把賽場看作“濃縮的生活模型”，他表示：“當你在比賽時需要作出選擇時，文化背景和民族性就會在背後起作用，別人可以從你身上看出你們國家的民族性是什麼樣的，其中不乏優秀，但也有醜陋。因此，當你站在體育為你提供的交流平台上時，展現自己，也要學會吸取別人優秀的文化。”姚明坦言，這種謙卑的心態正是奧林匹克給他的啟示，“奧運會最讓我激動的是，開幕式上1萬多運動員代表70億人入場，站在運動場中間，就像周游了世界，即便高大如我，也能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在競技場內外，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