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延邊與廣州廣藥（廣州恒大前身）串通操縱比賽，時任延邊主教練高琿和俱樂部工作人員金光洙接受了廣藥的60萬元賄賂，安排多名主力球員“保存實力”消極比賽，該場比賽廣藥以3:2取勝。延邊俱樂部認為此舉屬於高琿和金光洙的個人行為，“俱樂部不該為此擔責，就算有連帶責任，也不該既扣3分又罰款50萬元”。
實際上，延邊俱樂部所受的處罰絕不冤枉，《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及處罰辦法》罰則第五節《腐敗》條例中有關於“賄賂”的解釋——這正是中國足壇司法掃黑的核心層面，在“賄賂”的條款中規定，“任何運動員、官員、俱樂部（球隊）代表自己或第三方向中國足球協會有關機構、比賽官員、運動員、官員、俱樂部（球隊）等提供、許諾或給與不正當利益，企圖促使其違反中國足球協會規定，將受到處罰”，處罰具體內容包括運動員：停賽；官員：禁止從事任何與足球有關的活動；俱樂部（球隊）：降級。
此外，解釋條款還規定，俱樂部（球隊）負責人或官員實施上述行為，應同時追究俱樂部的責任，合併處罰；被動腐敗（被許諾或接受不正當利益）將被處以同樣處罰。
因此，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給予延邊長白虎“3分50萬”的處罰並不為過。但是，引發延邊“怨氣”並惹來巨大爭議的，是在此番中國足球史上官方最嚴厲罰單的背後，卻似乎隱藏著“大赦”的嫌疑。
避重就輕“上岸”不易
去年記者採訪“中國足球系列案件審判”時，多位原足管中心高官的起訴書中均提到接受山東魯能“贈予財物”，其中南勇收到50萬元，謝亞龍收到20萬元，張建強收到40萬元。僅此3項，山東魯能“慷慨解囊”已超過百萬元。此外，陸俊也承認得到過山東魯能的好處，但在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的罰單中，“根據司法機關認定的事實”，山東魯能僅因“為牟取不正當利益，給予有關人員財物，使其違反中國足球協會規定，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而被罰款100萬元——《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及處罰辦法》中“不正當交易”（參賽球隊或運動員違背體育道德，喪失體育精神，為牟取不正當比賽成績或不正當利益進行私下交易）罰則規定，“降級並罰款”、“取消注册資格”可獨立或合併使用。如今，魯能以100萬元輕易脫身，自然難以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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