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穩定、改革和治理方面，在劉鵬局長的支持下，我們和公安部一起制定了聯賽治理的文件，並得到國務院辦公廳的批轉；加大了對違紀違規俱樂部的處罰力度，果斷地取消了惡性資產運營的陝西國力俱樂部中超聯賽注册資格，解散了具有關聯關係的四川冠城俱樂部，注銷了集體棄賽和管理混亂的西藏惠通陸華俱樂部的中甲聯賽資格，暫停了嚴重拖欠工資的湖南湘軍俱樂部的參賽資格；作為對G7事件的交代，成立了中超公司，調整了中超聯賽中中國足協和各參賽俱樂部的經濟關係，剝離了聯賽的經營權和管理權，改變了足協從聯賽中獲取經濟利益的不當行為；恢復了升降級制度，使各俱樂部的工作開始走向正軌，球員的利益得到保護；加大了聯賽中運動員、教練員、工作人員違紀違規的處罰力度和裁判員的管理力度。04年G7事件對足球中心備戰工作的直接影響，使市場的大幅度滑坡，收入減少近一半（十幾年來足球中心95%左右的支出，要靠市場收入），我在整合資源加大開發力度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市場收入回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從而保證了備戰足協工作之需。
在備戰方面，工作就顯得更加困難。雖然在抓國家隊作風、抓紀律、抓愛國主義教育上；在協調聯賽時間，讓國家隊獲得更大的集訓時間上；在構建海外練兵平台上；在增加備戰工作的技術含量上，組建科研技術人員團隊上；在加大備戰的投入和增加教練員、運動員收入上；在建設隊委會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總的感覺是：市場中的足球資源，無論如何也很難整合到為國爭光的備戰平台。這就是很多職業聯賽的國家，幹脆放棄奧運會的原因，私人資本怎麼能生產公共產品呢？實際上，最難整合是人心，“人在曹營心在漢”！我國近幾年在很多領域進行了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成績斐然。可惜的是，我們在構建職業足球體制之初，沒有這方面的思路，沒有堅持國家的主導地位，沒有構建職業足球齊心協力共同托舉中國足球 “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平台。這和舉國體制所構建的“國內練兵、一致對外”的體制截然不同。
根據我不是搞足球專業出身的情況，我把備戰工作分工給其他專業出身的中心領導負責，自己抓宏觀方面。一開始，由楊一民負責抓全部國家隊，一年後為了加強備戰，改由南勇分管男足，楊一民分管女足。在07年男足亞洲杯失利以後，感到隊伍的問題很多，才開始全過程跟隊。到08年4月女足在多次出現問題後，從調整了楊一民的工作不再分管女足，由南勇分管女足，我盯住國奧隊。即使這樣，也還是按南勇分管男足和國奧隊不變的情況下，共同工作。
隊伍備戰過程是一波三折，動蕩和不安。剛到足球中心的時候，總局已經批准了足球備戰計劃，男足當時實行“一隊兩組”方案，由朱廣滬任主教練，後來發現“一隊兩組”實際沒有很好執行，在總局支持下又把國奧隊獨立出來，這時候備戰時間已經浪費過半了。國奧隊成立後，聘請杜伊做主教練，一開始走得很好，隊伍快速多變的打法風格有了輪廓，然而後來則沒有進一步的細化、深化。08年正值奧運年，足球又遭遇世界杯外圍賽“死亡之組”，社會也高度關注。我們為了回避國家隊和國奧隊人員交叉的矛盾，採用了一個總教練統轄兩個隊的做法。由於世界杯外圍賽沒有打好，社會發生了對杜伊的質疑，國家隊部分隊員把這種情緒帶到國奧隊，加上杜伊錯誤地總結世界杯外圍賽的教訓，使他和隊員的矛盾加深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們被迫做出了任命殷鐵生做執行教練的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