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結語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各位專家學者，討論此一議題。正如剛剛何思慎教授所提的，台灣內部幾乎沒有討論過這個議題，可以說是台灣第一次討論日本戰後的態度與行為問題。下一步就是舉辦學術研討會，也與北京學者一起合作討論同樣的問題，我們要不斷討論下去。今天主辦單位包括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是台灣兩所頂尖學府，以及各位頂尖的學者，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剛剛也談到了“禁反言”的原則，但是“禁反言”的原則取決於對方的“禁反行”。如果對方已經“不義”了，以往的協定自然也有爭議的必要。國際法本身是一個創造出來的法律概念。如果日本在戰後承認戰敗，而且遵守戰後條約，大家就沒有問題。我認為戰後兩岸共同與日本簽署一個最終的和平條約，在法律上可以說得通。因為根據東西德的例子，他們各自代表一部分德國，也才有統一後的2+4條款；既然四強參與，就表示這還是戰後的問題。
中日戰後問題，因為兩岸的分治而沒有由兩岸共同與日本處理。在此過程中，分別與日本簽署條約，只是代表各自的政府，不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剛才也都提到，包括蔣介石、周恩來都為了自己政黨有一些權宜的考量，都沒有辦法真正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上思考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從法律的觀點，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的戰後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德國的經驗可以供兩岸參考。
從政治問題上來說，也許兩岸也不會要求日本再做賠償，但是在條約裡對於歷史事件，包括靖國神社問題、領土問題，雙方總可以做一些處理。我認為，這樣的呼籲，對兩岸是好的，也促使日本反省；更讓國際社會能夠重視這個問題，讓日本內部反對軍國主義者有立論的依據。
日本右派倒行逆施的行為，讓整個二次大戰的政治安排沒有獲得解決，釣魚台列嶼問題就是一例。所以，我覺得應該把此問題拉高到一個政治問題的高度，甚至拉到國際政治的高度，即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安排沒有被妥善執行，二次大戰《波茨坦宣言》的精神沒有被執行。我覺得兩岸學術界應該大聲疾呼這個問題。
北京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應發表有關《波茨坦宣言》沒有被充分執行的相關言論，譴責戰敗國迄今仍然竊佔戰勝國領土的不合理行為，譴責日本政府與右翼團體公開挑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提醒日本在人類發展過程中不應走回頭路。今日我們以此訴求，不是跟日本算帳，而是幫助他們不再走上向軍國主義道路，讓其認清在歷史所犯下的罪行，以和平為念，才能在東亞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我也希望這個問題，在台灣有所討論。當我們前總統李登輝講出釣魚台屬於日本，當馬英九到八田與一雕像前揭幕，當台南市政府編鄉土教科書歌頌八田與一，台灣布袋戲到日本演出八田與一劇碼時，台灣有這麼多人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日本怎麼會反省？台灣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今年5月1日，台灣有三本高中歷史教課書送教育部審查，用的是“日據時期”。可是審查委員會說，一定要改成“日治時期”。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拿中山獎學金赴美留學。他所講的話原文我照念如下：“如果說貴出版社堅持要用日據，這一點本委員會照我們的職責是沒有辦法同意的，我跟你說我們委員會的職權是，你要用日據，我們就不准。”這有白紙黑字的證據，你看台灣整個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歷史問題，需要我們持續關心，希望這樣的座談會在台灣是一個起步。謝謝大家的參與。
陳鵬仁：有關兩岸統一之後中日條約的問題。我在十幾年前在北京，有向他們建議過，大陸與台灣學者共同討論，有了共識再與日本談。因為對於抗日戰爭，大陸有大陸的說法，台灣有台灣的說法。兩岸先討論中日戰爭問題，這是在與日本談判前的必要階段。
何思慎：其實日本的殖民觀念是，他們認為日本確實加入殖民主義的行列，但是他們的殖民與西方殖民不同；西方的殖民是掠奪，但是日本殖民是有良心的殖民。如同小林善紀所說，這是有良心的殖民地政策。他們認定包括台灣在內的殖民，是在幫助整個東亞走向近代，讓東亞近入文明圈。福澤諭吉主張即是如此。由此可知，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對以前的戰爭歷史或殖民歷史道歉，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吳東野：我補充兩點。第一，我呼應嘉中所提到的，只有強者才有發言權。這就是我剛才所說不用寄望台灣，台灣在20年去中國化教育下，沒有希望。而過去中國積弱，10年或20年後，中國大陸能夠安定並繼續往前走的話，中日問題遲早會解決。希望大陸努力，兩岸民間一起發動牽引力量，到時候中國人會很有良心地消滅日本。第二，我覺得以後就不要再說什麼“遺憾”也有道歉的意思，閩南語中也有“拍勢”含有道歉的意味，但就不是道歉。對不起就是對不起，謝罪就是謝罪，“拍勢”有道歉的意思但就不是對不起，遺憾也不是。以後不要再替日本人講話。
孫治本：西方社會批判日本的人非常多
我們要與這些人結盟
剛才提到有一些日本人認為日本的帝國主義比西方帝國主義好，自己是好的殖民，確實有些日本人是這樣想。但是我要說的是，西方的想法正好相反，所以我才強調我們與批判日本的西方人結盟的重要性。我們看現在美日關係表面上非常好，可是西方人多半對於日本是非常反感的。我想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台灣之外，日本沒有真正的朋友，不管在西方或亞洲。
舉個例子來說，以前我在德國，那時德國研究中國的學生都喜歡批判中國如何如何不好。可是有一次在某一個場合，我提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一個德國博士生馬上就說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不一樣。西方的帝國主義會替被殖民者著想，設法增進他們的福祉。日本則是專門剝削、掠奪。這說法與日本的講法完全相反。
還有，台灣的親日派非常喜歡說，在日據時代，日本把台灣治理得多好，台灣多現代化。可是我看一個德國猶太裔的哲學家寫回憶錄，他當年逃避希特勒迫害，先逃到意大利，再逃至南美洲。他坐船到南美途中在台灣基隆港停靠，就下船轉轉。他的感想是台灣非常落後，糟糕得不得了。也就是說，西方人的認知與日本人或台灣的親日派，完全不一樣。所以我的感覺是，很多西方人對日本批判，尤其是對戰時日本的批判非常強烈。我們不要因為美日同盟關係，好像西方人就站在日本人那一邊，這完全是錯的。
我也看過一部紀錄片，美國士兵在二次大戰時，他們與日本作戰，若有日本士兵死亡，美國士兵就會把日本死者的黃金假牙敲下來帶回家賣，甚至割除首級做成骷顱做紀念。當然這算是戰爭犯罪，但是紀錄片中談到，美國對德國或意大利的士兵不會做這樣的事，只會對日本士兵做這樣的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西方與日本有很大的隔閡。我們要曉得此一情勢。
日本現在也學習美國那一套，把普世價值當做藉口，特別拉攏越南與緬甸，聯合他所謂價值觀相同的國家，用意在包圍中國，但是我們要曉得在西方社會中批判日本的人非常多，我們要與這些西方人結盟。
張嘉中：補充三點，第一，福澤諭吉曾說，失去給西方的，要從中國拿回來。這是他當年軍國主義式的名言。第二，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那麼歌頌殖民者。第三，專門研究後殖民主義的學者薩依德（Edward W.Said）認為，所有被殖民國家都痛恨殖民主義國家；但我的結論是，薩依德大部分有關後殖民主義的論點是正確的，唯獨台灣的個案不適用；如以八田與一為列，八田是日本殖民台灣時期，日本派駐台灣為日本本土提供後勤支援的人物，但遺憾的是台灣把殖民時期的壓制者歌頌的像神一樣，不斷的強調該人對台灣的重大貢獻。八田來台的任務，不過是盡量的開發台灣的資源貢獻給日本祖國而已，他忠心的對象是日本政府，不是台灣人民；他效忠的對象是可以發給他勳章的日本政府，當然不會是台灣人民。因此，期待所有研究後殖民主義的學者，要把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進行深刻的個案研究，這對華人的歷史觀有幫助。
陳鵬仁：對殖民地統治問題，台灣的一部分人，他們把日本統治時候與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時比較。很多現象都是比較問題，他們認為日殖民時比國民政府統治還要好，因為國民政府來台是逃難，也處於動亂，完全不一樣。造成很多台灣人，尤其是城市的人，有這樣的印象。比如說，日本統治台灣，城市與鄉下升學補習時，日本老師會把你留下來特別補習。大陸來台的老師不一樣，升學有升學班，要另外收錢；有的人晚幾天交，老師就把學生趕出去。所以很多台灣人就說，你看日本人的時候，小孩補習不用錢，現在還要交錢。此外，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
評論員簡介
張亞中：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政治學博士，德國漢堡大學哲學暨社會學院哲學博士；曾任職核能工程師，曾在台灣外交部、陸委會任職，曾派駐維也納、漢堡、拉脫維亞，在陸委會時參與大陸政策研究與制定；現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暨區域統合研究中心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陳鵬仁：日本明治大學經濟學士、政治學碩士，美國西東大學文學碩士，日本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曾任台灣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日本拓殖大學客座教授、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孫中山思想國際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等職；現為中國文化大學特聘教授等。
吳東野：德國薩爾大學(Saar)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中國政治學會理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歐美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主編、《美歐季刊》主編、美歐所所長，“外交部”諮詢顧問，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南華大學歐洲研究的民、公共行政暨政策所兼任教授等；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何思慎：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日本語文系（信息管理輔系）學士，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輔仁大學日文系講師、副教授、日本交流協會2000年度日台研究中心歷史研究者招聘學者、平成國際大學（日本）法政系訪問研究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員、中華歐亞基金會（智庫）研究委員等；現為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國際學院籌備處暨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遠景基金會（智庫）董事、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教授。
張嘉中：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日本神戶大學研究，劍橋大學歷史系暨聖、愛德蒙學院研究，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研究、廣島大學訪問學者，現旅居英國；有關日本問題，曾著“日本國政發展：軍事的觀點”一書闡述明治時期的政治軍事變革、對外擴張及二次大戰前軍國主義及右翼份子的作為，日本內部有關國家路線的爭辯等。作者的研究領域涵蓋英國政治發展及中世紀歷史、日本軍事與政治、中國軍事與政治、亞太及兩岸問題等。
孫治本：1986年畢業於政治大學社會學系，1988年赴德國留學。在德期間曾任《西德僑報》主編，與大陸留學生一起創辦“旅德中華社會科學研究會”，並參與陸委會研究計劃，與郭石城等共同撰寫《統一後德國現況之研究》。1997年獲波恩大學哲學博士。返台後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2000及2001年暑假曾任德國波恩大學歐洲整合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10年7月曾應邀至日本立命館大學授課。現為財團法人觀光產業發展基金會董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9月號，總第1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