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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高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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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奕琦 |
雖這些屬於構想，但或許可以從今年五月中國大陸取得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間約140公里鐵路興建承包合約協助印尼的高鐵建設的進展來看，目前在東亞高鐵市場競爭上共有中國大陸及日本兩大國家，當初的規劃是，一段交給中國大陸，一段交給日本，兩邊都不得罪；但是，中國大陸的建造成本僅有日本的六到七成，加上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和援助，所以7月14日中國大陸取得從雅加達到泗水這段鐵路工程標案，此乃是中國大陸得以擴大佔有市場的關鍵因素。
此外，中寮鐵路方面，其南邊共有東、中、西三條鐵路，雖目前東線和西線鐵路暫時沒有進展，但中線從昆明、大里、永珍一直延伸穿越寮國和泰國到馬來西亞，則是正在進行興建；其中，寮國路段已經開工，泰國路段正在討論，此段鐵路最近正式宣布已由中國大陸取得標案。
因此，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特別是在鐵路建設方面，其所輸出的項目，並非僅有投資興建鐵路技術，而是帶動例如沿線房地相關產業發展。不過，個人比較關注的是，在這些過程中，中國大陸是否透過中國大陸標準植入，進而高度綁住對方。
另一方面，依據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所發布的“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顯示，其準備推動“一帶一路”的夥伴國家的項目除電力、鐵路、海洋、航空航天等基礎設施領域外，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交通、高端裝備製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領域，以及中醫藥、煙花爆竹、茶葉、紡織、製鞋等傳統產業領域，同時將沿線重點國家大宗進、出口商品之類別，進行標準比對分析，希望能與這些國家共同推動訂定國際標準。
至於水稻、甘蔗、茶葉和果蔬等農業產品領域，逐步開展東盟農業標準化示範區建設。此外，電力電子設備、防爆設備、家用電器、數字電視廣播、半導體照明、中醫藥、海洋技術、TD-LTE信息通信等信息互聯互通領域，也已研究建立標準化合作溝通機制。再者，與“一帶一路”沿線包括：阿拉伯國家、中亞、蒙俄、東盟、歐洲等重點國家和區域進行，例如：法規及體系相關標準化、發展戰略及重點領域相關標準化研究，藉以建立“標準化智庫”體系。
“一帶一路”的經貿戰略意涵與可能影響
儘管，從“一帶一路”表層的目的來看，中國大陸需要利用投資與市場拓展新的經貿版圖，但是，更深層的意義卻是，透過量變產生質變建構新的經貿秩序。誠如二戰之後美國建立自由世界國際秩序，雖過去中國大陸曾經學習國際經貿規則，但現在其所構想的卻是競爭並主導規則。換句話說，中國大陸之前希望與國際之接軌，是國際規則的接受者，未來則是期待成為國際規則制定者。
很顯然地，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引領後，其對整個亞太區域整合的影響，等於以不同的角度平行切入，已經凌駕各國原先所建構的區域市場。不過，在中國大陸正在改變過去各國共同決定經貿市場秩序遊戲規則之同時，未來是否成為中國大陸主導，頗為值得我們加以持續觀察。
此外，在今年二月時，個人與北京的學者討論“一帶一路”之後發現，他們所擔心的卻是，中國大陸所倡議的“一帶一路”計劃仍存在許多風險，加上其國內政經情勢可能有所變化，至於其在國際上對於這種大型計劃究竟產生接納或反彈，其實頗難判斷。在此同時，雖台灣或許可以不必擔心“一帶一路”是否成功，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面對目前正變化莫測的國際情勢之下，台灣的發展定位到底是什麼？
王高成：“一帶一路”戰略的意涵與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雖是習近平在上任後不到一年所提出的計劃，但應該是已經研究一段時間，並非倉促出台，反映出其國家發展戰略的深層思考。此外，“一帶一路”戰略在習近平上任不久後提出，未來在連任之後的任內，將會持續推展此一計劃。
從實際的發展觀察，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並非口號，而是言出必行。首先，2015年12月25日以最大的股東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專責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已有80個國家成為會員；其中，包括先進國家的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世界大國的俄羅斯，區域大國的印度、土耳其、南非及巴西，以及東亞南韓及東協國家。此外，另再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
接著，今年5月中旬舉辦首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其目的在於呈現倡議一帶一路以來成果，為今後的發展添加動力。在開幕時，習近平又宣布再投注絲路基金1000億人民幣，同時鼓勵金融機構開展規模預計3,000億元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此外，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專項貸款。
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所具有的政治、經濟及戰略意義可以歸納如下：
首先，對於習近平個人而言，留下具有代表性的對外及對內的經濟發展大戰略。在對內方面，從毛澤東建立共產中國大陸至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江澤民及胡錦濤延續經濟建設路線，均具實際成果；在對外關係上，江澤民推動大國外交，胡錦濤倡導和諧世界，也是頗有影響。至於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牽動中國大陸國內及國際政經發展甚鉅，在十年任期推動下，預估留下明顯政績。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可視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大計劃及新動力。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累積充足的資金及技術來對外進行投資及輸出技術，尤其是其擅長的基礎建設能力，是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國家的需求，除可以帶動中國大陸經濟投資及生產的動能外，同時將已過剩的基礎建設產能，例如鋼鐵及高鐵建設，藉由海外市場消化。
第三，一帶一路戰略增加中國大陸在國際的經濟與政治影響。一帶一路沿線經過65個國家，中國大陸透過國際合作對這些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投資參與，增加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影響。尤其這些國家許多具有重要經濟、政治及軍事價值，若與其加強政經關係，可以提升中國大陸地緣經濟與戰略利益。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增加中國大陸貿易利益。在增加這些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後，可以更進一步帶動與其貿易的來往。此外，一帶一路戰略終點大多位在西歐，現在歐盟已成為中國大陸的最大貿易夥伴，一旦連接中國大陸與歐洲國家的交通基礎建設完善之後，更有利於兩者之間貿易來往。
第五，一帶一路戰略增進中國大陸能源安全。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蘊含極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在此一戰略投資項目中包括能源開採及運輸，在運輸基礎建設完善後，更有利於能源輸往中國大陸，提升能源安全。
除此之外，一帶一路戰略所延伸的政經及戰略利益，包括：
其一，一帶一路戰略提升中國大陸國際經濟及政治地位。隨著中國大陸投入資源的增加及決心的展現，許多國家尤其是原先保持觀望的國家陸續參與，涵蓋世界各地國家及區域大國。此外，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後，中國大陸等於創造一個國際金融組織，以及扮演領導角色，其對開發亞洲基礎設施的投資開發發揮重要功能，在國際上提升其經濟及政治地位。
其二，從中美角力的立場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新興國家，其基礎建設落後，而且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不強。當中國大陸號召對這些國家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及援助時，勢必提升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其中，有些國家具有重要能源及地緣戰略價值，除增加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外，將有助於提高中國大陸與美國在這些地區競爭中的優勢，進而削弱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至於一帶一路戰略對於台灣也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包括：
首先，由於目前兩岸關係不佳，我方既沒有意願也無法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很難參與一帶一路投資項目，失去投資機會，恐將在參與國際經濟組織上更進一步被邊緣化。
其次，一帶一路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路線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大幅重疊，在兩岸關係不佳，加上北京與這些國家存在正式的邦交關係下，一帶一路戰略豐沛資金將對台灣“新南向政策”產生壓抑及排擠的作用。
最後，一帶一路戰略也成為中國大陸打壓台灣外交的工具。近期，與台灣斷交的巴拿馬被列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南美延線之上，中國大陸加強對其運河港口的投資整建，增加對巴國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導致與我斷交並轉向中國大陸。
莊奕琦：“一帶一路”對未來台灣經貿之衝擊與因應
從中國大陸所公布“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中可以發現，“一帶”路線一端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一端是極具活力的東亞經濟圈，由此帶動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東協國家發展，同時輻射非洲。隨著“一路”加入，將貫通印度洋與南太平洋的經濟動脈，促進中國大陸打造“大洋經濟圈”。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屬於不同發展階段，其對一帶一路的圖像大致可以分成：東協國家期待與中國大陸進行基礎設施合作；中亞和南亞熱衷與中國大陸之貿易往來；歐洲則是關注吸引中國大陸海外投資。很顯然地，一帶一路將可能成為世界跨度最長的經濟走廊，2014年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金額達到1.12兆美元，占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金額的四分之一；未來10年，預估擴增一倍，突破2.5兆美元，其所帶來的是更大的市場空間，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廣的合作領域。面對此一環境之下，未來其對一水之隔的台灣經濟所可能的衝擊，以及如何因應，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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