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報告給台灣前途
賦予了空間與時間的五大啟示
第一，拓展了空間。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這就給台灣同胞留下了爭取和平統一機遇、共議和平統一方式，以及遏制非和平統一風險的寬闊空間。和平統一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和大陸方面的給予，也應該是台灣同胞合力爭取的參與。習近平曾提出要制定“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鼓勵台灣各界人士參與討論。但是，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也給台灣限定了空間，如果踐踏了大陸的反分裂底線，就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武力方式以及一切必要措施來解決問題。有了底線，才會有高線。如果台灣同胞能夠與反分裂的底線保持距離，在和平統一高線上做出努力，那麼，台灣的前途是光明的，兩岸關係必然能夠實現融合與統一，永遠與戰爭無緣。
第二，管理了時間。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這也就等於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規劃了時間，儘管統一沒有具體時間表，但是有時間管理的要求，這樣的時間管理要求的特點就是：一不能惡意拖延時間，二不能背道而馳而浪費時間，三不能讓時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絆腳石。
第三，明確了身份。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這句話具有三重深刻的意義，一是指依靠外國勢力與中國大陸抗衡，從中謀求“台獨”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二是指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會與自外於中國人的台灣政黨或政府打交道；三是無論是誰、是哪個黨、是哪一屆政府，衹要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共產黨都可以與之共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方法。我們看得非常清楚，自從民進黨當局決意否認“九二共識”以來，中共就斷絕了與之的一切互動關係，態度堅決，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可知，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身份，兩岸的政治互動就沒有空間，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就更加緊迫。
第四，設定了制度。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概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必須指出，“一國兩制”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創新內容，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徵。所以，兩岸統一之後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是必然的、必須的、必定的。對“一國兩制”進行詆毀、抵制，都是徒勞的，祗有圍繞“一國兩制”進行構建與設置，台灣才能獲得穩定發展的歷史空間、更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無盡時間。
第五，界定了性質。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對和平統一與武力解決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性質界定，應該是：武力解決是為了維護和平統一，武力解決是處在和平統一的大框架之下，武力解決與和平統一絕非兩極化或者是並立化的。不放棄武力的結果就是在最大的空間維護了和平統一前景，不放棄武力也限縮了兩岸統一在外部勢力干涉之下長期拖延下去的時間。
李義虎：二十大報告涉台部分
有五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下面，本人也作為中評思想者論壇的一名評論員和學者，談一談對二十大報告涉台部分的體會和理解。通過這幾天的初步學習和研讀，我認為二十大報告涉台部分有如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習總書記是從國家發展大局、民族復興大局的高度論述對台政策和國家統一事業。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與國家發展與進步密切相關，也脫離不開我們所處的內外環境和條件。當然，對報告涉台部分取得這樣的理解和把握，需要通觀報告全文和聯繫其他部分。例如，報告將對台工作和國家統一進程置於對世界百年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統籌中，這體現在報告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上，體現在再次強調了19大報告“十四個基本方略”與對台“總體方略”的呼應上，體現在再次強調新時代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和規劃安排。
“中國式現代化”是報告提出的一個嶄新的、有深刻含義的概念，習總書記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內涵、特徵、目標、路徑的科學精準概括，是中國共產黨現代化理論的一次飛躍，將會更有力地引領和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同時，習總書記在報告中再次重申了新時代兩步走的戰略部署，指出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5年是兩步走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
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已經表決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要管的不是5年的事，而是要管15年的事，貫徹執行好綱要，將使中國的發展並不僅僅是GDP的增長，而是國力內涵的全面擴張，是現代化品質和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我們現在強調“強起來”，但“強起來”是一個需要推進、提升的過程，中國現在是將強未強，“強起來”並不是放一陣鞭炮就實現的，它需要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去落實《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就是說，這個綱要所規劃的指標都能實現，才是真正的“強起來”。這將奠定我們成功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堅實物質基礎和精神條件，尤其是能夠提供我們有效排除外部勢力干涉的戰略支撐和實力保障。
第二，報告涉台部分的核心與靈魂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自十九屆六中全會所做“歷史決議”提出“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以來，海內外對此高度關注，密切注意中央高層對這一概念的論述。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定不移地推動祖國統一進程。雖然報告並未如先前所預計的那樣對此有篇幅較大的論述，但它仍然是涉台部分的統領和靈魂，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其精神實質對涉台部分的根本性影響。這就是：完成國家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核心要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對台政策的大政方針，同時強調“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這既表明我們對台政策的大政方針有著很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體現了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區間思維，也表明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對國家統一方式優化選擇的政策格局。當然，關於對“總體方略”的全面理解，還應該聯繫不久前中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中的有關內容，我之前發表文章就說過二十大報告對“總體方略”的論述跟白皮書肯定有一種辯證呼應的關係。
第三，報告非常鮮明地強調解決台灣問題的基點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同時也把台灣同胞放在兩岸關係主體地位。
報告指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這段話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說服力，它既明確點明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根本性質，強調兩岸同胞同樣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又是對內外勢力的干涉和破壞活動的有力回答，更是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完成國家完全統一目標的最好說明。
報告對台灣同胞充滿感情，用詞懇切到位，說話語重心長，強調“我們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其中，“關愛”和“造福”是兩個帶有濃厚情感的用詞，也是非常實在的用詞，特別是“造福”一詞首次使用，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中更是意義非凡，直接指向台灣同胞的內心深處，足以撥動台灣同胞的心弦。所以，聽了報告涉台部分後，台灣各界不少人士對此都表示有暖心貼心的感覺，這也會使不少厭倦島內政黨惡鬥的各階層人士足以產生“刷新三觀”的效果。
應該說，這樣的新表述將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與“兩岸一家親”的重要理念熔於一爐，給做台灣民眾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報告在論述“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時指出“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這裡“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使用的是“極少數”、而不是“少數”，也引起島內不少人的注意，說明儘管較長時間以來島內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雖然複雜，兩岸關係中仍然有民進黨當局操弄“統獨議題”的認知戰成分，但我們的對台政策仍然有意識地鮮明區別廣大台灣同胞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把台灣同胞放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和平統一的主體地位上，仍然是團結大多數、孤立和打擊一小撮的“大聯合大團結”統戰思維，體現了對台工作的嶄新境界，體現了做台灣人民工作的整合理念。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是我們對台政策“春秋智慧”的充分體現。
第四，報告在總結過去5年工作時指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在總結10年偉大變革時指出，“面對‘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務的嚴重挑釁，我們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鬥爭，展示了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台獨’的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
這些充分表明了我們在這5年到10年的時間裡，有力地展開了反分裂、反干涉的“雙反鬥爭”，取得了重要成績，也積纍了重要的經驗。而在報告後面的涉台部分又專門指出，我們“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所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需要注意的是，“外部勢力”放在了“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前，針對近年來中美關係複雜惡化、美國對台海事務介入更深及美台勾連不斷加強的情況，這樣對“雙反鬥爭”的表述是有深刻含義的，就是：我們更注意“外部勢力”的干涉行為，會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予以反制。
在當下國際形勢比較複雜的情況下，這樣的表述是有很強的指向性的，表明了我們的戰略定力所在，面對外部勢力的干涉，我們不怕鬼不信邪，而這樣的明確態度和堅定決心將對台海地區的局勢產生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第五，是大家對報告涉台基本概念和用語的注意，這也是觀察報告涉台部分的一項重要指標。
剛開始，大家看到的是習近平總書記作報告的現場版（版本名稱是“文字實錄”），篇幅短、文字少，實際上是一個簡版，有些人發現“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在這個版本中沒有出現，還引起了一陣熱烈議論，島內有研究兩岸問題的學者發微信來懷疑大陸方面的對台政策是否有什麼變化。可是，從後來大家很快得到的報告72頁全文來看，報告的涉台部分基本上保留了“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廣泛深入協商”、“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等重要理念和用語，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政府近年來所提出的或重申強調的對台基本理念、基本概念在這個報告裡差不多都有，這些均表明我們的對台政策大政方針沒有任何變化，沒有受局勢波動的影響，沒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做出什麼改變，特別是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平發展等的再度重申，在國內輿論場“武統”與“和統”很有熱度的爭論中，頗有一錘定音、引領輿論、導正民意的正面作用，特別是對近段時間以來一些違背中央對台政策的言行帶有刹車止步的重要效果。應該看到，這對我們下一階段在兩岸認知戰中取得主動，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然，報告在繼承、延續我黨對台政策基本立場、基本方針的前提下，在相關表述上也有一些富有新意、而且有政策指向性的變動，如“融合發展”表述為“各領域融合發展”，說明這個思想有新的擴張與發展，這方面的相關政策及其措施會更加廣泛而具體。又如，報告的涉台部分與報告的主旨論述部分是有重要呼應的，也可以產生關聯性理解，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論述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重視，而且，這種重視涉及到理論、政策和實踐各個領域，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問題。尤其是，這個系統論述跟我們的對台政策和對台工作，跟國家完全統一進程，也存在著內在的密切關聯；對於兩岸雙方通過整合過程完成國家統一，包括先期推動的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來說，其必將自身的理論結晶、政策效果和實踐經驗滲透進來，豐富解決台灣問題的內涵與內容，優化國家完全統一的價值與效果；而在另一方面來說，似乎可以把台灣經驗（也就是台灣方面的現代化）包括在中國式現代化裡，作為貢獻給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二十大報告，思想深刻，立意高遠，內涵豐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我們今後在新時代各方面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思想指引，其涉台部分是新時代對台工作和國家統一事業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指南。需要強調的是，對報告的學習和理解更需要聯繫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對台政策理念和論述，也需要從措辭用語的背後去理解和掌握精神實質，需要從字裡行間把握政策要義，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文字表面。
評論員簡介
李義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文旅部北京大學兩岸文化研究基地執行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此外還擔任國務院台辦和國務院新聞辦專家組成員，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首批特約高級研究員，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方夏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海研會常務理事，香港《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美國《亞洲政治與政策》（APP）特約編委等職務。其主要著作有《均勢演變與核時代》、《世界的裂變與彌合》、《超級智者基辛格》、《新世紀的國際政治》、《香港模式與台灣前途》、《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國際格局論》、《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新思維》等。
楊毅周：籍貫是台灣省台北市，出生於福建省漳州市。中共黨員，台盟盟員，福建師大理學學士、南開大學哲學碩士。現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黨組成員。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
謝郁：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深圳衛視、鳳凰衛視等涉台欄目評論嘉賓。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台灣政黨格局、兩岸關係、大陸對台政策、台灣民情等。主持、參與編撰的書目有《台灣百科·人物篇》、《台灣問題幹部讀本》、《台灣問題實錄》、《“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踐研究》等。
李振廣：法學博士，現為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台灣問題、中美關係。主要作品有《當代台灣政治文化轉型探源》、《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緣起與演進》（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譯作《自治：美國民主的文化史》（商務印書館出版）等。
王英津：法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比較政治學、香港政治、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等領域的研究，近幾年聚焦於比較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地方自治制度、國家統一理論與實踐、新時代“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等重大問題研究。曾出版《國家統一模式研究》、《自決權理論與公民投票》、《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分析》等9部著作；在《政治學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期刊或報紙上發表論文170餘篇。
郭偉峰：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