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對抗進一步升級
但沒有全面失控
今年7月，安倍內閣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更加激化了已十分嚴重的中日對抗。這是2012年9月野田內閣宣佈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日持續對抗的進一步升級。實際上，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中日關係就步入逐漸下行的軌道。雖然在某些時候，例如2009年到2010年民主黨的鳩山內閣時期，中日關係曾有短暫回升，但總體上一直處於不斷下滑狀態。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後，中日關係更是迅速走向了嚴重對抗。安倍再次執政後的中日關係全面嚴重惡化，與之前的中日關係惡化很不相同。之前，都是單個、具體問題的嚴重衝突，導致中日關係惡化，所以，儘管中日關係惡化，但還可以保持“政冷經熱”局面。例如，2001年到2006年的小泉首相堅持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以及2012年9月的野田首先宣佈釣魚島“國有化”，都是這種狀況。但安倍第二次執政後，中日發生了全面對抗，釣魚島爭端進一步激化、參拜靖國神社、推翻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原有認識、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等。所以，當前中日關係的惡化，已經達到全面的戰略性對抗程度，已形成“政冷經冷”的局面，陷於中日建交以來的最低水準。但是，中日關係沒有、也不會全面失控。
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在中日兩國的國內條件下，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國際形勢下，中日戰爭不會也不可能發生。中日關係持續下行的深層次原因是，在中國持續發展、不斷強大，日本的發展卻長期停滯的背景下，日本日益把中國視為謀求亞太地區領導者的主要競爭對手，而對中國日益明顯地不友好；最直接原因則是，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存在的日本社會右傾化不斷發展，在此基礎上以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為特徵的日本右翼勢力明顯強大，已成為左右日本政壇的力量。特別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成為“正常國家”已經是日本右翼勢力的基本政治訴求，並且對日本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安倍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主要成員，在其第二次執政後，正是以成為“正常國家”為主軸，大力推進其否定日本戰爭罪責，企圖推翻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政策。安倍的政策必然，事實上也已經引發了與中國全面、激烈的戰略性對抗。
此外，今年以來，美國奧巴馬政府對安倍內閣言行的明顯偏袒、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安倍內閣。今年4月，奧巴馬訪日時明確宣稱，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島，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對這一問題表態，是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對日本的明確支持；今年7月安倍內閣宣佈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後，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都明確表示歡迎。此外，美國還採取一些行動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包括擴大美日聯合軍演，增派駐日新式武器裝備等。儘管美國採取上述行動，完全出於美國的戰略考慮和現實需要，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日益明顯地力不從心，日益需要日本支持，因而對於安倍的明確有力支持。這是今年上半年安倍內閣密集出台相關政策，而且態度格外強硬的最主要外部支撐因素。
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特別在今年上半年，其頻繁出訪已成為日本外交的重要特點。安倍頻繁出訪的目的是，表現並兜售其所謂的“積極的和平主義”外交政策。但安倍否定日本戰爭罪責、企圖推翻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政策，導致中日對抗升級，韓日對立升級，清楚顯示了日本的政策已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但是迄今沒有安倍可能改變其既定政策任何跡象，相反卻通過“綜合火力演習”等行動，再次顯示了堅持、強化這些政策的態度。實際上，安倍的個人因素固然對形成當前的中日對抗有重要影響，但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日本日益視中國為爭取亞太地區主要競爭對手的認識，以及日本社會日益明顯右傾化，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才是真正深層次難以改變的影響因素。所以，即使日本再次政權更迭，安倍再次失去執政地位，中日對抗也難有明顯緩解，更不可能出現中日關係改善的重大改變。未來很長時期中，中日關係都將在低水準上徘徊。
中國的國際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中美關係、中日關係是中國國際環境的重要內容。他們的重大變化，不僅引起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而且必然引發關於中國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的激烈爭論。冷戰結束以來，已經發生的兩次關於中國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的激烈爭論，可以說都是當時中美關係變化引發的。當前，正在發生的第三次激烈爭論，同樣是中美關係變化引發，以及一定程度上也與中日關係變化密切相關。爭論的一個焦點是，當前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是否表明中國正受到美國的“遏制”、“圍堵”，中國的國際環境變得十分嚴峻，甚至陷入了中美的“新冷戰”或“準冷戰”。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則是，面對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重大調整，以及應該如何調整。這一爭論實際上2010年以來，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推進就已展開，但今年以來爭論出現一個新的高潮。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以來中國的明顯強大，已成為對中國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的因素之一，與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相互交織，導致相關爭論格外激烈。
判斷國際環境對中國是有利還是嚴峻的標準，只能是國際環境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有利還是不利，或者說對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有利還是不利。中國的國際環境既是實際存在的，即世界、亞太地區和中國周邊是否總體上保持和平穩定；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又是通過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工作，積極爭取、創造的。所以，不僅是否實際存在的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十分重要，而且是否存在中國可以充分發揮正確的外交政策作用、開展有效外交工作的空間與可能同樣重要。今年以來，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確實對中國實際國際環境的和平穩定帶來不利影響，其中尤其以中日關係變化的不利影響明顯。但是，這些不利影響又是有限度的，沒有也不可能根本改變中國實際的國際環境的和平穩定。如前所述，中美關係變化的基本特點是，摩擦增多與合作增強同時存在、同步推進，同時中美之間沒有發生直接的嚴重摩擦。顯然，這當然不是什麼“新冷戰”或“準冷戰”。中日關係的變化，由於主要表現為中日對抗的強化和持續，對中國實際國際環境的和平穩定不利影響較明顯。但是，中日關係及其變化，對中國國際環境及其變化的實際影響有限，而且中日關係實際上從屬於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變化的影響有限。所以，中日關係變化的不利影響肯定也有限。另外中國明顯強大，在世界、亞太地區和中國周邊，國際影響明顯增強，中國充分發揮正確外交政策作用、開展有效外交工作的國際空間得以不斷擴大，也成為爭取和保持有利的中國國際環境的重要條件。
2010年以來，奧巴馬政府高調推進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近年來中美關係變化最主要的直接影響因素。從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一開始，對其目標、效果和影響的判斷，就成為了判斷中國國際環境及其變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以及引發相關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經歷了最近四年多的實際事態發展，現在已經可以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做出基本判斷，並在此基礎上，對於中國的國際環境及其變化做出更準確判斷。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一經提出，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國際社會，特別中國國內的很多人都認為，這一調整的目標就是“遏制”、“圍堵”中國，而近年來美國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更積極地插手南海爭端的一系列言行，似乎也證實了他們的這一判斷。但這種判斷十分表面化、十分膚淺。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真正目標是，爭取保持並擴大21世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在中國明顯強大，同時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平發展的形勢下，美國要實現上述戰略目標，既須牽制、防範中國，又須爭取中國的支持、配合。近幾年的實際事態發展就是這樣。今年以來中美新的摩擦多發階段中，中美之間摩擦明顯增多與合作持續推進同時存在、同步發展，更反映了中美的競爭-合作關係，而不是“遏制”、“圍堵”關係。還必須看到，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實際上是在美國相對衰落開始明朗化，美國全面戰略收縮中的“以攻為守”，甚至可以認為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欺騙行為。可以認為，力不從心貫穿了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全過程，而且隨調整的推進，力不從心日益明顯。今年以來的烏克蘭問題、利比亞問題、伊拉克的極端組織問題，都使美國的力不從心表現的更加突出，也更為嚴峻。調整伊始，美國官方就一直強調，要運用“巧實力”，實際是力圖走出力不從心窘境的表現。美國在東海、南海爭端中支持相關國家，主要是企圖以此牽制中國，都反映了美國自己的力不從心，而這幾個被支持的國家，其實也各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並不全心全意與美國一致對付中國，即使日本也是如此。這些事實都表明，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確實對中國的國際環境有不利影響，但不利影響又確實十分有限。
當前，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爭論又趨激烈。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以及變化對中國國際環境的影響，是導致爭論激化的直接原因；而引發爭論的深層次原因和爭論的核心、問題，則是中國明顯強大後，中國將在世界上如何自處，以及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即中國將作為傳統的霸權國家，而陷於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成為新型大國，而與美國共同努力建立“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係？在爭論中，問題已簡化為，是放棄還是堅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幾年來，筆者一貫堅定主張，必須堅持這一戰略方針，並且在堅持的前提下，不斷豐富方針的內涵。筆者認為，中國不要把世界矛盾的矛頭引向自己，不能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這應是中國外交根本的方針。事關中國外交大局，爭論無法避免，只有留待實踐作出結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1月號，總第2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