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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会科学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宋泓研究員（中評社 武毅攝） |
中評社北京4月19日電（實習記者 武毅）4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舉辦了第385期金融論壇，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紀委書記宋泓研究員受邀以“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與挑戰”為題演講。他強調，特朗普上台後，中美貿易尤其是貿易政策變化情況較大，美國退出TPP等一列行為表明，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核心就是關注美國的貿易平衡。2017年主要處理與北美自貿區的關係，處理與加拿大、墨西哥的關係，將“北美自貿區協定”更新為現在的“美墨加自由協定”，並對美韓貿易協定進行了調整。從2008年之後到現在，美國的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對中國的貿易談判，之後會是對歐盟和日本經貿關係的調整。
宋泓首先介紹了中美雙邊幾十年貿易發展的情況，中美雙邊貿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3年之前，雙方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正常的經貿關係，中國當時處於逆差的狀態，對美進口多而出口相對較少；第二個階段是1993年到2015年，這一時期中國積極吸納“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以前直接出口美國的產業轉移到了中國，之後中國便對美國處於貿易順差的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第三個階段是2016年之後，中國超過加拿大與墨西哥，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這次貿易談判的核心點之一就是要減少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規模，但這一點要想實現確實有難度。2018年即使在貿易戰的背景下，中美貿易順差在2700億美元的基礎上依舊增加了500億美元，在很多年份，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半都是來自於中國。總體來看，從新中國建立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們與美國基本沒有直接的貿易往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從無到有，雙方發展為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也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一大來源國。
宋泓隨後從美國治下的世界經濟構架的角度，分析認為造成如此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二戰後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經濟構架，為全球性的貿易體系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中國能夠很快融入全球體系。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自身對外開放的政策，趕上了全球化的潮流。70年代以後，歐洲和日本在戰後恢復時期，實現了經濟的重新崛起，規模與產業發展均快速趕上美國，在很多領域甚至與美國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70年代後期，世界逐漸形成三大經濟板塊，分別是美國北美版塊、歐洲版塊和以日本為主導的亞洲版塊。之後，亞洲地區快速發展，以日本為先導，隨後是“四小龍”，再接著便是東南亞以及中國。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發達國家自由化的推進，全球範圍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共同選擇，而且是一種開放的全球性市場經濟。當時的美國有意識地推動貿易逆差，通過印國庫券來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元地位的維持條件，就是要把美元推出去。於是美國把國內的製造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結果就形成全球區域範圍內大規模製造業的外包和轉移，全球範圍的市場化、自由化。
宋泓表示，從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看，在80年代國際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開始作出調整，推動“全球大循環”的策略，加入到區域網絡中，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香港、韓國、新加坡的投資開始逐步向中國轉移。在1992統計時發現，我們對周邊國家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但是對歐美發達國家順差也越來越大，這實質上就是我們從周邊進口中間的投入品，經過加工製造後出口歐美市場的分工關係。現在我們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於民營企業，而國營企業主要是貿易逆差的來源。因此我們的貿易特征表現為：與歐美國家保持貿易順差，與韓國以及台灣地區保持貿易逆差。歐美國家作為最終市場，將製造業與服務業轉移出來，而我們是作為全球生產鏈中段的加工製造環節，產品最終出口到歐美國家，因此我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表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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