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4日電（作者 吳榮元）對於今天的許多台灣同胞來說，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大概仍然只是被閹割其歷史意義之後的、無害的“文藝節”，或者是學校課本不得不提卻也不能多提的歷史事件。直率地說，對於今日台灣而言的“五四”，不得不是一個被台灣當局篩選改造之後，長期被選擇性理解的一個尷尬存在。在“五四”一百周年的今天，如何直面“五四”餽贈於我們的思想財富，是當代台灣青年無可迴避的迫切任務。
對於包含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而言，“五四”其實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走入全新歷史階段的重大轉折。偉大的中國青年不但走向救國鬥爭的前線，新生的中國工人階級也在“五四”風暴中站上歷史舞台，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因此，“五四”不但是大陸民眾普遍紀念的“青年節”，也是中國近現代史從向下沉淪於胡底的悲慘趨勢中開始上升於光明的不朽座標。“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著名口號，標誌了對外反帝、對內反封建的兩大救國綱領開始以中國民眾為唯一可靠的載體而開始成為現實，標誌了一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都只能通過正確的“主義”才能解決。
“五四”不但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關鍵轉捩點，也是影響二十世紀台灣至鉅的歷史事變。如果沒有“五四”，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沉淪的中國歷史就不可能得到復興再生的契機；如果沒有“五四”，割讓日本後的殖民地台灣就不可能在武裝抗日運動屢遭挫敗的二十年（1895-1915）後首次在思想、文化、社會等戰線定立起新的抗日座標，從而也就不可能為延續至今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揭開戰鬥的序幕。1920年代的台灣抗日運動之所以獲得與此前二十年抗日鬥爭不同的內容，正在於此時的運動因為“五四”的影響而開始重視新文化的傳播、關注民眾的啟蒙、力求社會的改造，並因此重新發現足與祖國大陸同聲呼應的運動方式和革命策略。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台灣工友總聯盟等組織，匯聚了當時台灣島內一整代的青年豪傑走上非武裝抗日的鬥爭前列，在這代青年的實踐下，此後陸續加入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不同世代青年也前仆後繼地繼承了“五四”精神，勇敢踏上殞身而不恤、入獄亦無悔的救國鬥爭大道。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五四”餽贈於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五四”的核心精神。愛國主義是其中最重要、最具總括性，卻也是戰後台灣最欠缺的理想。在戰後台灣的新殖民地條件下，國民黨政權不准台灣青年愛對岸的紅色祖國，卻又無法讓願意追求進步、民主與科學的台灣青年認同自己，於是就創造出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滋生蔓延的空間。然而，分離主義運動所標舉的“愛台灣”卻構成不了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這不僅僅是因為分離主義所幻想的“台灣國”從頭到尾就不存在，而更在於台灣分離主義運動從體質上就不可能將自身同美日帝國主義的支配切割開來、不可能真正根除台灣的新殖民地體質。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怎麼可能產生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也許分離主義運動也不需要愛國主義，但當分離主義最終只能以“公民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的替代品來凝聚某種共識並如糨糊般勉強地將人群沾黏成團的時候，不正體現出這個過去並未存在的“國家”，在將來也不可能獲得“國家”的實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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