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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子不大就難以施展，不夠堅實則難以穩定。 |
中評社╱題：台灣邊緣化的由來與破解之道 作者：周建閩（香港），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創中心專家委員
近年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話語中，“邊緣化”一詞頻頻出現，已然成為一個代表性詞語。那麽，什麽是“邊緣化”、為何會出現“邊緣化”？其有何顯著特徵、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和影響？如何來破解這樣的結果？很值得關注。
所謂“邊緣化”，按百度百科的解釋，“邊緣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說被主流（主流社會、主流人群、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文化、主流經濟等）所排斥，所不包容。簡單地解釋也就是從中心和主流逐漸被移除而走向非中心、非主流。”這就清晰地說明了，“邊緣化”是一個負面詞語，它包含了被排擠、非主流、失意、落後等意涵，總之是一個不招人待見的詞語。
那麽，台灣為何會被貼上“邊緣化”的標簽，成為近年來大家議論的“邊緣化”主體呢？這就需要從“邊緣化”涉及的領域和由來談起。所謂台灣“邊緣化”，主要指的是在政治與經濟這兩個領域。
與“邊緣化”相對的，是中心化、主流化。說起來，台灣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從來就不曾處於中心的地位，可以說，無論是政治或者經濟文化，一直都處於邊緣的位置；在被日本強行割據佔領的五十年裏，作為殖民地，更是處於日本帝國的邊緣。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戰敗，台灣被歸還中國。由於國共内戰，國民黨軍隊戰敗后，其中央政府退據台灣；儘管實質上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但仍頂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帽子。這時的台灣，才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處於所謂“中心”的位置，由於美國的支持和國際冷戰體系，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仍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故台灣雖為蕞爾小島，但在“中華民國”的外衣下，儼然以“中國”的代表自居，被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所承認。
但好景不長，隨著美蘇爭霸，在美國對華戰略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71年取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加入聯合國。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后，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從1969年高達70個邦交國，快速下滑至1978年的22個，在國際社會被迅速邊緣化。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會是直綫式前進變化的。台灣在國際上的邊緣化，雖然在七十年代已經基本定型，但未完全固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快速發展的時候。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經濟連續30多年來以兩位數成長，創造了所謂台灣“經濟奇跡”。1988年台灣外匯存底高達75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同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僅33.72億美元。靠著財大氣粗，台灣在八、九十年代四處撒錢，大搞“金錢外交”，不斷加強對第三世界小國的聯繫拉攏，其邦交國一度上升至30個。
隨著大陸加快發展經濟，不斷壯大實力，台灣靠著大撒金錢換來的邦交國也只是曇花一現。兩岸“外交戰”在九十年代後期及新世紀之初陳水扁執政期内激烈交鋒，最終台灣一路敗落，邦交國不斷流失，到2008年只剩下23個。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張，由於其認同“九二共識”與和平發展的理念，得到大陸的認可，才使得台灣的邦交國穩定下來。而民進黨蔡英文當局2016年上台后，由於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戰重啓。台灣目前已經失去巴拿馬等兩個邦交國，估計未來斷交將會陸續有來，台灣在國際政治上邊緣化已成定局。
經濟邊緣化，是台灣最新的標簽，也是最牽動人心的話題。畢竟，政治邊緣化主要關乎執政當局，對平民百姓沒有那麽大的影響；而經濟邊緣化則不但關係到政權的經濟基礎，更關係到社會大衆的切身利益，關係到台灣至關重要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影響力。可以說，這才真正是台灣的命根子所在。
台灣在經濟上曾有過傲人的成績，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也接近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台灣經驗”曾是台灣人的驕傲，何以短短十多年光景就失靈了？年輕一代甚至不知道還有這個名詞；取而代之的，居然是“台灣邊緣化”！台灣經濟究竟錯失在哪裏？為何會長期停滯不前，致使社會大衆的薪資十餘年基本不變、低薪成為年輕人抗爭的主題？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鏡子。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台灣經濟的高峰期在九十年代初中期；而這也正是台灣民主化機制加快建構的時期。與政治上的民主化成反比，台灣經濟自此之後就一路下滑，結束了持續40餘年的快速成長期，開始進入一個低成長的停滯期。總結起來，有這樣一些緣由導致了台灣經濟的長期下滑與邊緣化：
從内部看，首先是民主化的結果使台灣社會進入一個從未經歷的政黨政治時代；政黨政治的要害在於爭取選民、爭奪選票，為此不惜任何手段。這就導致了一切以民意為依歸，在不良政黨和政客的操弄下，不可避免地出現民粹化浪潮。民粹化的政治体制不但更專注於利益分配，專注於短期效應；且對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推動產生嚴重阻礙，大大惡化了台灣原本順暢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及效率。其次，是台灣的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要素資源日漸短缺；加上環評等政策限制，導致以中小型加工產業為主的台灣企業紛紛外移，使台灣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第三，研發的投入不足，造成台灣企業發展後繼乏力。低薪和薪資水平的停滯，正是產業競爭力未能提升的具體表現。
從外部看，首先，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中，台灣基本是以資金、技術輸出者的身份參與，沒有很好地吸納從歐美等高端產業轉移下來的技術，致使台灣產業升級乏力。其次，是台灣當局對企業投資大陸採取“戒急用忍”政策，處處設限，使兩岸產業合作難以順利展開，錯失佔領龐大市場的先機，也使台灣“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胎死腹中。再次，在全球化浪潮下，區域化和經濟一體化整合已成趨勢，台灣雖然與大陸達成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但在反對黨及太陽花學運的堅決反對下，後續的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協議遲遲未能通過審議和生效。台灣雖然最靠近中國大陸，但由於對大陸抱持懷疑、敵視的態度，不願加入大陸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中，未能享受到關稅優惠。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領域，台灣的邊緣化都與大陸有著密切的關聯。也因此，要想解開台灣邊緣化的結，必須打開與大陸全方位合作的大門。因為從政治上說，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已經定型。要改變邊緣化的處境，除了兩岸合作，共議統一、共享偉大祖國的榮耀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而經濟上也唯有與大陸攜手合作一途。全球競爭力大師波特給台灣開出的藥方是：應透過與大陸合作，共同形成產業聚落，壯大國際競爭力。而事實上，大陸的龐大市場及區域整合力，是台灣無法迴避的。這本是台灣最大的優勢和機遇所在，台灣必須使自己融入中華經濟圈的主流之中，才是發展的正道。
對台灣邊緣化的把脈和藥方都已開出，未來要如何治理，端視台灣當局的決斷力和民衆的選擇！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總編思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