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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
日據台灣當局要求台灣同胞改用日本姓名，1937年起，連續三年硬性規定台灣的新生兒必須取日本名字；1940年2月11日起實施《改姓名條例》。對此，台灣同胞採用多種方式予以抵制，拒不改名換姓者有之，“女改男不改”、“明改暗不改”者有之，用拆字、諧音之法者亦有之。我收集和收藏的日據時期台灣的戶籍謄本（影印件）裡，有的人家拒不改名換姓；有的人家“女改男不改”，如南投縣陳姓某家，女性成員改名為金花子、蘭花子等，男性成員則一律不改。在我讀過的文章裡，則有許多“明改暗不改”的故事。例如，有呂姓人家的家長，用明信片的方式徵求台灣各地的呂氏族人的意見，共同將“呂”改為“宮本”；又如，陳姓人家將“陳”改為陳姓的郡望“潁川”，李姓人家將“李姓”改為“岩裡”（“原本姓李”之意）。台灣同胞用特殊的方式，保留了同中國姓氏文化（包括“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理念、家族傳說等）的聯結。
日人據台之初，就對台灣文人學士表現出警犬般的警惕：“持有舊政府（按，指清廷）時代之學位（舉人、貢生、秀才等等）者，全島尚有不少。渠輩費多年努力而獲得之學位，在新生台灣（按，指日據時期的台灣）等於一片廢紙而成無何價值，故其不平不滿，實有難於掩蔽者。彼輩概為地方領導者，具有相當勢力，漠然置之不理、洵為不可輕視之一大問題也”。基於此一評估，日據台灣當局最初採用了文化上的籠絡政策。然而，其文化政策不斷收緊，從文化上的籠絡政策逐步改為文化上的管制、限制和扼制政策。1902年，台中櫟社“以擊鉢吟號召，遂令此風靡於全島”。“擊鉢吟”創作活動具有競技性、趣味性和集體性，又可“借為讀書識字之楔子”即傳授中國文史常識的渠道。“擊鉢吟”創作推動了台灣文壇的復甦、詩人結社的風氣，並吸引了侵台日吏裡的漢文學愛好者。1912年，梁啟超到台參加櫟社的活動，他對台灣“所至有詩社”的情形印象深刻。日據台灣當局限制並進而扼制漢語教學和漢文報刊，但對使用文言、寫作舊詩和詩人結社並無嚴厲的限令或禁令。據台灣學者報告，1902年台灣有詩社6家，1923年增至69家，1943年竟然有226家。台灣詩人在日據台灣時期巧妙地贏得中國舊詩、舊文學在台灣乘隙生存的空間。在日據時期的台灣，在台灣的日據時期，“提倡舊文學”首先就有文化堅守的意義。
（作者汪毅夫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國台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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