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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北京5月11日電（作者 汪毅夫）清代“同光戌亥間”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緒元年乙亥（1875）年間，台灣有日軍“征台之役”、“天降”時疫和清廷“開山撫番之役”三件大事發生。我就此寫了6篇短文：1.《地方志與“大代志”》；2.《“賞穿馬褂”的理由》；3.《安徽老唐在台灣》；4.《唐定奎與“剿番開山”》；5.《西鄉從道的故事》；6.《1874年台灣疫情的歷史留痕》。短文短淺，只談細節，卻又因是“大事的細節”而見其事大也。譬如，關於“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與“化外游民”。當年，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台灣地方官員則奉旨同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從道中將交涉，“帶去《台灣府志》一本，內開琅嶠十八社系屬歸化生番，交其閱看”。這個細節告訴我們：各民族“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的“國族”觀念，是一致對外必須秉持的；外交無小事，清廷個別官員喪失“國族”觀念、妄謂台灣“番社”住民為“化外游民”的不當言論，有相當惡劣的影響。又如，武力威脅與使用武力。唐定奎奉命率精銳部隊入台，雖未交戰卻給了日本侵略軍強大的軍事威脅，是迫使日本侵略軍撤出台灣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力威脅也是使用武力的一種方式。又如，疫情與軍事。日本侵略軍入台後遭遇疫情，軍中疫死者500餘人。清軍各部的兵員和戰鬥力也因疫情而有所減損。重大疫情往往會對軍事發生重大影響。
今天要補充的也是相關細節的參考資訊。
沈葆楨《沈文肅公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2頁記：“倭奴為天所棄，遘疫甚酷。有竊見西鄉（按，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從道中將）疏草一段者，其聲哀厲”；第65—66頁記：“倭奴為天所棄，病疫者多，其帥急欲退兵，而其主貪心不戢，內變將作”。顯然，疫情不僅減損了日本侵略軍兵員和戰鬥力，還嚴重影響其士氣和軍心。該書第210頁記：“淮軍病疫，勢若燎原。四小統領，僅存其一。文員歿者五十餘人”，據此可知，唐定奎部後來也發生了嚴重疫情。
徐天胎《福建民國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附錄之《李鴻章與福建》記：“日本尋釁台灣，由琅嶠攻據牡丹番社，朝旨授沈葆楨為欽差總理台防大臣，李鴻章謂沈葆楨無兵不威，因函告葆楨，以唐定奎所部銘軍駐防徐州之六千五百人東渡援台，協濟新式洋槍炮藥彈水雷，攻守器具甚備。而迭函誡沈葆楨慎固邊防，勿遽開釁，勸其忍辱負重，堅持定見。沈葆楨屢欲與戰，李鴻章屢書諷止，卒能定議罷兵”。從《沈文肅公牘》所收沈葆楨巡台期間給李鴻章的公牘30件可知，李鴻章確實亦是“迭函”、“屢書”於沈葆楨也。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唐定奎率精銳部隊入台，可對日本侵略軍發生武力威脅、亦可隨時對日本侵略軍開戰。試想，當年日軍若敢開釁必被就地全殲也。
附帶言之，《李鴻章與福建》是徐天胎從吳汝綸編著的《李文忠公事略》（日本三省書店1902年版） 抄錄的。梁啟超寫於同期的《李鴻章》（1901。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是另外一種書。 徐天胎又名徐吾行（1906—1987 ）生前是福建省文史館館員，著述頗豐。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