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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0月19日電（作者 汪毅夫）《台灣新報》1897年8月6日第一版“開列”了“台南各區舉人、貢生、廩生、訓導、秀才”名單。這份名單包括台南1—4區（日人做的區劃）的舉人2名，貢生4名，廩生22名，秀才107名，總數135名（這份名單也許在該報第一版未開列完全）。
在我看來，這份名單應該同日據台灣初期，日據當局在台灣實行的文化籠絡政策有關。日人據台之初，就對台灣文化人士有警犬般的警惕，他們意識到：“持有舊政府（汪按，指清朝政府）時代學位（舉人、貢生、秀才）者，全省尚存不少。渠輩費多年努力獲得之學位，在新生台灣（汪按，指日據時期的台灣）等於一片廢紙而成無何價值，故其不平不滿，實有難於掩蔽者。彼輩概為地方指導者，具有相當勢力，漠然置之不理，洵為不可忽視之一大問題也”。出於對這個“大問題”的考量，日據台灣當局曾採取籠絡政策，如實行“頒發紳章制度”、召開“揚文會”、吸收台灣詩人參加詩社等，“創設優遇具有學識資望者之途，俾能均沾皇化”，“收羅文人學士共會一堂，施優待之典，以同贊文明之花”，實現“彼我相忘望，新舊不間”的同化、奴化的目標。然而，日據台灣當局的文化籠絡很快就縮緊為文化管制、限制和扼制。台灣詩人、彰化秀才洪棄生曾記當時情形說：“今則時遷地易，九儒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讀書為無職業之人，載之戶籍，明用稽查，今且懸之禁令。此情此景，何堪回想！”曾受到籠絡的少數台灣文化人士，後來無一不在屈辱和打壓中度過餘生。例如，王藍石、蔡國琳是清光緒八年（1882）福建鄉試壬午科的同榜舉人，王藍石曾參加“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舉辦的“揚文會”，後來也受到日據當局迫害；蔡國琳在1897年5月8日（《馬關條約》規定的“台民去留”的最後期限）後，“不舍家產，首先回台，請入日籍”，所以也得列入“學位”名單。但據其老友台灣進士許南英說：蔡國琳“半路清人又日人”的晚年生活過得很是不爽，“鄉人鄙之，日人亦有貶詞焉”。當然，絕大多數台灣文化人士並不接受日人的“優遇”，拒不同日人合作。台灣詩人、彰化秀才洪棄生就是其中一個代表。
《台灣新報》開列的台南“學位”名單之分類是有問題的。秀才是府、州、縣學生員的俗稱，它包括廩生（廩膳生，享受夥食補貼，屬於計劃內招收的生員）、增生（相當於擴招生）和附生（相當於寄讀主）；增生、附生入學後學業優秀者可升等享受夥食補貼；廩生、增生和附生合稱“諸生”。貢生是從在學生員中選拔的，分歲貢、優貢、拔貢、恩貢和副貢，五貢都屬“正途出身”；另有例貢，是捐納而來的“學位”。訓導則是府學教授、州學學正、縣學教諭的副職，是職務而不是“學位”。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