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談判的僵局
更清楚地說，在兩岸進行政治談判交涉的場合，“一中兩憲”也好，“兩憲一中”也罷，都是屬於“可以做，不可以說”的範疇。國民黨不敢說，民進黨不願說，共產黨不能說，紅藍綠三黨各有矜持，兩岸之間就形成難以進行政治談判的僵局。
1月21日，兩岸官方同時宣佈：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2月上旬將在金門會面。我隨即發表文章，認為這是馬習會的“前哨戰”。不料第二天，王郁琦竟然對媒體表示：去年APEC未能實現馬習會，目前“陸委會沒有規畫馬習會，也沒有準備商談兩岸和平協議。”
雙方尚未接觸，王主委就先掛出“免戰牌”，經過雙方的“相關前置作業”，原先3天2夜的規畫壓縮成為2天1夜，“王張會”降格成為“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只談“海漂垃圾、濫採海砂、越界捕魚和金馬觀光”。海峽中線的議題也“暫且擱置”。
1月28日台北市長柯文哲指出，將“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擴大為“兩岸城市論壇”是“不錯的點子”，可讓兩岸更多城市參與交流。上海市台辦委婉表示，“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已連辦5屆，交流超過10年，既有的交流密切，互動良好。至於柯文哲的新人新政，“雙方還未溝通，還需要再瞭解。”
上海市長楊雄對此指出，兩岸和平發展成果與雙城論壇，都是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柯文哲如果不願面對“九二共識”，連雙城論壇能否續辦都是問題，遑論把雙城論壇擴大為“兩岸城市論壇”。
“墨綠”的台北市長
九合一選舉之前，柯P說他“不瞭解”九二共識，未來兩岸之間的政治互動必須建立在“互相認識、互相瞭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基礎之上。在民進黨執政之前的2015，柯P希望大家以“四個互相”為基礎，尋求“一五共識”。
柯P是民進黨凱達格蘭學校的畢業生，他宣稱自己的政治立場屬於“墨綠”，沒有人懷疑他會“賣台”。他說過：“大陸終究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應當近距離觀察”，自己訪問大陸將近20次：可以說是兩岸關係的“務實派”。九合一選舉期間，他說：“至少在這一刻、這一秒，中華民國是我底線，我柯文哲在選的就是中華民國首都，台北市長”；當選市長之後，他也不得不考慮如何以台北市長的身份，舉辦“滬台合作論壇”。柯P號稱自己能夠以“8個小時解決8年沒解決的問題”，有許多人期待，這位自稱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中華民國台北市長，可能用他直白的性格，藉“滬台論壇”的機會，提出可以打破兩岸僵局的“一五共識”。
元月30日，柯P以台北市長的身份接受美國媒體《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專訪。談到兩岸關係，他表示，與其談“一國兩制”，不如談“兩國一制”。合作比統一重要，沒有合作的統一是沒有意義的；維持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對中國歷史有益。
柯文哲也指出：以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四個說中文的地區而言，“被殖民的時間愈長就愈先進”，說來很難為情。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中國大陸好，“我說的是文化”。
“如果問我一中政策，我要反問，什麼叫一個中國？”柯文哲說，兩岸必須互相認識、瞭解、尊重，而後能夠彼此合作，“我們必須使大陸相信，自由、民主的台灣，比統一更符合大陸的利益”。“有人說中國人不配享有普選，但台灣已經有過五次總統選舉；也有人說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但看一看台灣的地鐵，卻比紐約地鐵乾淨”。
柯文哲說，他讀過許多有關共產黨歷史的書，比多數共產黨員更瞭解共產黨，“共產黨不是對手，而是客戶”；不管喜不喜歡，大陸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而中國歷史沒幾個朝代能餵飽人民，大陸政府能做到這點很不可思議，這很值得尊敬，但他們有必須克服的難題。
談到勝選的衝擊，柯文哲說，他撼動這個國家，台灣社會沒有人敢做自己；政治沒那麼困難，就是重新找到你的良心，做對的事比把事情做對重要，台灣的政治環境充斥太多謊言和虛假。
被問到台灣的現況時，柯文哲指出，台灣此刻就像一部引擎非常有力，卻沒有方向盤的車子。此外，他質疑台灣是否有民主，他說，真正的民主指的是政治屬於人民，但台灣的政治屬於企業，並由政黨控制。
柯P在接受《外交政策》期刊專訪時，竟然拋出“兩國一制”論，讓藍軍夢醒、綠軍心驚：原來柯P是用“藍綠共治”的外衣，在掩飾他的“墨綠”！所謂“兩國一制”就是“兩國論”再加上“殖民進步論”。民進黨執政時期“去中國化”的教育，就是要將“日治”的“殖民進步史觀”灌輸給下一代，但他們卻遮遮掩掩，不敢明言。柯P當上市長後，仗著他的“超高人氣”，肆無忌憚地大聲叫嚷：“國王沒穿新衣！”讓他的藍綠戰友緊張萬分，有的趕忙出來替他擦脂抹粉，有的要他套上外衣。
柯P的論點充分反映出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他代表了1994年台灣實施教育改革後培養出來的新一代。中共所謂的“三中一青”，要如何跟這樣的一代人打交道？
政治談判的“潛規則”
面對當前的情勢，馬政府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是：兩岸之間，到底要不要進行政治談判？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前提下，馬政府必須很清楚地表明：兩岸政治談判的“潛規則”是“一中兩憲”。所謂“一中兩憲”是指：自從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憲法，也各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個政府各有其有效的統治範圍。依照這樣的“潛規則”，雙方便可以“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地位，展開“平等的協商和談判”，進而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一中兩憲”其實就是當前兩岸政治的客觀現實。然而，由於各種歷史及社會因素的交錯糾結，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共產黨不能說，國民黨不敢說，民進黨不願說，結果兩岸政治談判就變成了無法進行的僵局。
要打破這樣的僵局，我們必須把它轉變成“大家都不必說”的“潛規則”。所謂“潛規則”是指：雙方所簽的政治協議，雖然是兩個政府之間的正式協議，但在協議上並不會出現“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至於協議上雙方要用什麼名義，可由雙方商議共同決定。我的建議是用“台北中國”和“北京中國”，名稱前面是指兩個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後半則是指“一中”。雙方名稱中間沒有逗點；如果有逗點，則台灣地位將變成跟香港一樣的“特區”。
境由心轉。只要我們把“一中兩憲”當作是兩岸政治談判“只可做，不可說”的“潛規則”，大家心照不宣，雙方便可以根據這樣的“潛規則”進行政治談判。這個各方人馬都“說不出口”的困局，也自然迎刃而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當道君子，何妨一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4月號，總第20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