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蔡英文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就職之後卻不把“中華民國憲法”擺在眼裡，種種倒行逆施，違憲亂政，其目的就是要推行“去蔣、去孫、貶孔、貶鄭”的文化台獨，把台灣再度異化成為“美、日殖民地”。
面對這樣的歷史逆流，吳敦義就任國民黨主席之後，一定要整合知識界的力量，秉持“道尊於勢”的原則，從大歷史的角度，發展出“文化中國”的整體論述，支撐當前兩岸“一中兩憲”之政策。唯有如此，吳氏才有可能在國民黨當前艱困的情勢下，“帶領全黨同志承擔責任”！
“中國神”對抗“日本鬼”
吳敦義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後，中共黨主席拍來賀電，要求吳氏“堅定反對台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吳氏的覆電的重點除了要“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之外，也表示願意“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永續發展，合作走向康莊大道”。“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是兩人共同的交集，可以抗拒蔡英文以“媚日”作為精神內涵，而以“反孫、反蔣、貶孔、貶鄭”作為外在表現的“文化台獨”政策。
1、歷史的根源
我們可以再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明這一點。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與目標》中指出：紀元前800至200年的六百年，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軸樞時期”，當時世界上幾個獨立的地區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思想家總其成，他們是佛陀、孔子、蘇格拉底和基督。
西元第一世紀，東漢明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和中國文化結合，成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化，維持了一千多年的優勢。彼時基督教世界仍然處於“黑暗時期”，和非洲地區的國家並沒有明顯差異。
到了第11世紀，基督教國家藉“奪回聖域”之名，發動前後八次的“十字軍東征”，在隨後兩百年之間，將介於歐洲和西亞之間的希臘文明帶回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才造成第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
15世紀之後，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荷蘭等國家開始對外找尋可以殖民掠奪的對象，並將他們的殖民觸角伸向台灣。17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科學快速發展，接續而來的工業革命，促成資本主義興起，歐洲列強也紛紛採取殖民帝國主義政策，對外掠奪資源，尋找市場。蹣跚自大的清廷成為列強的覬覦對象，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起而效法，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將台灣納為殖民地。
2、“反殖民帝國主義的英雄”
從亞洲人民反抗殖民帝國主義的大歷史來看，鄭成功是第一位運用傳統武力，擊敗荷蘭人的民族英雄。他迫使荷蘭人簽下十八項停戰協定，從荷蘭人手中取得政權，並不是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台灣。鄭軍在台灣屯墾的過程中，雖然也發生過原漢衝突，但他是採取漢蕃分界的政策，讓原住民自治，既沒有改變原住民的生活習慣，也沒有對原住民進行殖民。
蔡英文上台後，假惺惺地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並採取“媚日、貶鄭”政策，將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英雄貶抑成“外來政權”。蔡政府絕口不提日軍在乙未戰爭中大規模屠殺台灣人民的史實，反倒在各地修建日本神社。中國廟是民眾燒香祈福之地，日本神社可以祭神，也可以供鬼，祭拜時擊掌行禮，並不燒香。蔡政府媚日入骨，難怪“減香”的政令，傳到民間會演變成“滅香”！惹得人神共怒，眾多跟鄭氏來台的“中國神”也要上街頭，示威抗議！以“一中兩憲”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留下充裕時間，讓人民深入反思“中華文化”的特色，“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兩岸思源，會通中西
蔡英文採取“媚日反中”的“文化台獨”政策，“反蔣、反孫、貶孔、貶鄭”，固然已經搞得人神共憤，可是，單只“反對台獨”，絕不足以促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吳敦義在給習主席的覆電中提到：“深化九二共識，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目的是要“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永續發展，合作走向康莊大道”。這一點，必須再作進一步的申論。
1、“三統並建”
我一向認為：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國共之間長達數十年的鬥爭，其實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路線之爭。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對於中華文化現代化問題用心致力最為深入的學者，莫過於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他早就看出：希臘文明和基督教的結合，是促成西方近代文明興起的精神力量，康德又是啟蒙時期歐洲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因此他獨立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翻譯成中文，又以之作為基礎，整理儒家文化道統，出版三巨冊的《心體與性體》。同時提出“三統並建”之說，認為“儒家人文主義”的全面復興，除了疏理儒家的“道統”之外，還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學統”，才能真正看清楚中國所需要的“政統”究竟是什麼。
對於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而言，由於自然科學的文化差異不大，主要問題不發生於自然科學，而發生在社會科學。截至目前為止，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大陸，大學裡講授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西方學者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建構出來的。可是儒家文化講求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以“仁”作為核心的“關係主義”。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海歸派盲目套用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已經使青年學子普遍產生“本體論的焦慮”和“認識論的困惑”，不知道自己的文化特色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理論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還是在製造問題。習近平常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和“挨餓”的問題，但還沒解決“挨罵”的問題，其實就是指的這一點。
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台灣過去三十年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經驗，已經清楚看出：未來一個世代，中華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必然是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明作為基礎，吸納西方文明之精華的科學哲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並和西方理論互相對話。
今年七月六日，我在福建心理學會主辦的“第五屆海峽心理論壇”上作主題演講時指出：“中、西會通”是個十分艱鉅的工程。要有真正的“會通”，必須“思源”，反思中國文化和科學哲學的根源。我們大約需要有一個世代（三十年）的承平，才能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統，才能看清儒家文化所需要的“政統”。因此，我建議成立“思源學派”，呼籲兩岸學者一起為這個目標努力，獲得與會人士的熱烈迴響。
有鑑於此，以“一中兩憲”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是明確反對台獨，卻不是要搞“獨台”，而是基於時間的考量，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預留空間。希望有關各界能夠慎思明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9月號，總第2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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