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英時的“雙標”和學術問題
本文所謂的“哈佛幫”，其實就是美國政治經濟結構之下，為美國政策服務的一個機構，其目的是在執行上述四大任務中的第三項。為了要達成這項任務，哈佛大學又跟其他機構之間，建立了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並對非西方國家造成深遠的影響。余英時的“入幫”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聲望和利益，而且可能影響他自己的著書立說，這裡先談前者。
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台灣必須倚靠美國的支撐，才能維持住其國際地位和內部局勢。2019年前後，我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連續出版三本書，分析台灣的歷史處境：《中西文明的夾縫》(2019a)、《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2019b)與《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2019c)。第三本書指出：甲午戰後日本對台灣殖民五十年的經驗，以及二次大戰後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格局，台灣社會普遍存有“崇美媚日”的情結，這種“唯美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態，尤其以知識界最為嚴重。
許多人一聽到“哈佛大學”或其他美國名校的教授，都會“肅然起敬”，不自覺地喪失思辨能力，毫不猶疑地接受他們的論點。〈余英時的論敵〉一文提到，胡秋原(1966)曾經批評殷海光，說他“到美國數月，到了哈佛，又由費正清那裡聽到什麼傳統、衝擊、中國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學成歸國後，便有恃無恐，在“費正清之類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這項批評充分反映出台灣學術界“唯美是尚”的心態。
余英時的英文著作不多，他的著作大多是以中文寫成。其寫作特色是旁徵博引，行文流暢，不加細究的話，看起來確實學問十分淵博。他一生“堅決反共”，又有“哈佛大學教授”的金字招牌，這許多優勢使他在台、美兩地聲望鵲起，十分“吃得開”。他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門生故舊大多位居要津，眾星拱月的結果，不僅讓他獲得號稱“人文諾貝爾”的“克魯格獎”(Kluge)；而且為他贏得“唐獎”的鉅額獎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