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為主”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正道
台灣與大陸分隔60多年，從冷戰互鬥到和平互動，其中經歷不少波折，卻也從中學習到許多相處應對之道。
2005年4月，中共公佈對台針對性十分強烈的“反分裂國家法”，遏制了“法理台獨”。而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也在4月26日赴大陸進行“和平之旅”與大陸國家主席的胡錦濤進行會談，達成五個願景的共識，而由蘇起歸納九二年兩岸兩會對“一個中國”內涵各自以口頭表述的相互尊重與諒解，簡稱為“九二共識”，於焉成為國共的共識，與國民黨對立的民進黨乃群起反對。但蔡英文在勝選前後矢言“尊重及理解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及兩會達成相互諒解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雖未表述接受“九二共識”，卻已意在言外，大陸以“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表達繼續“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與善意，也展現大陸對台政策的自信。
然而，由於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迂回論述，始終未能達到大陸對“一中原則”內涵範疇的界線，不僅陸客大幅減少，即連參與lCAO等國際組織也因此受阻，再加上內政問題及重大政策爭議不斷，昔日在選戰中的支持者，在執政百日後卻成為在街頭抗爭的群眾，九月及十月底的民調亦顯示蔡英文及執政團隊的支持度、滿意度，已較520呈現“雪崩式下跌”。這種以政治意識型態為本位，自甘放棄“九二共識”話語權，卻置兩岸關係於倒退、冷對抗的作法，實不符合“以民為主”的民主精神與台灣人民的利益，且已受到民意嚴酷的反噬。
近幾年中共對台政策與時俱進，不僅重視國民黨高層的互動，在經濟上對台灣多方讓利，讓農漁民“有感”，同時制定在“三中一青”的政策，更深入台灣基層，接觸社區民眾，針對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具有獨立思考、不受傳統約束的台灣“青年”，加強實質利益與結構性的連結，以改變以往讓利集中少數特定階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偏頗。雖然，這種帶有強烈目的性的作法，被特定媒體以“凡交流、讓利即統戰”名之；綠營政治人物與名嘴也以此做為渲染“恐中”的文宣基調，再加上“統戰”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反共教育下已被窄化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即連今年八月份上海與台北市的“雙城論壇”亦被汙名化為被“統戰”，幸而柯文哲市長以“交朋友、合作雙贏”等化解外界的質疑。由此可見，兩岸關係的認知與發展，仍有待以同理心、換位思考才能深化，進而達到“心靈契合”。
如前所述，2016年民進黨與蔡英文在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中大獲全勝，但她對於八年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九二共識”，至今始終不願正面承認，這種模糊策略雖讓蔡英文在不犯錯的情況下贏得大選，卻也為兩岸關係埋下隱憂。中國大陸為此關閉官方互動協商管道。
而太平島仲裁案，新政府對仲裁結果雖與大陸採取一致“不接受、沒有約束力”的立場，卻又避諱宣示南海主權“十一段線”與宣示太平島主權於1946年即歸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錯失與大陸重啟對話與互信的契機。7月1日雄三飛彈誤射事件發生後，蔡英文政府在第一時間將狀況通知美國，卻未同時通知直接受到威脅的中國大陸，錯失了建立民共互信的契機，但也顯現民進黨政府對兩岸關係仍以美、日為中心。這種捨近求遠“輕中重美”的思維，其實也凸顯民進黨欠缺歷史觀、執政自信與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戰略，令人遺憾。
兩岸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就必須多王道的尊重、包容、欣賞與分享，而降低或減少霸道的政治壓力，所要加強的，除了是從經濟互利、文化融合到政治交流外，也要以同理心換位思考瞭解台灣人民對參與不涉主權爭議的NGO國際組織的需求，乃至重新定義兩岸分裂分治的歷史與現實，接受不同於一邊一國的“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長遠來看，中國大陸與台灣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中國大陸必須以更寬闊的胸襟，更大的包容度，對台灣展現泱泱的氣度，讓台灣人民覺得與中國親近是安全的、可靠的，是不受威脅的；而台灣對於大陸的崛起，必須更深入、更多元，台灣可以親近美、日，但最重要的卻是維繫與中國大陸的穩定關係。
王道文化歷久彌新
“文化台獨”難成氣候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是王道文化。“王道”也是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塑的一種獨有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是一種崇尚和平和諧，以人為本、以天下為目標的文化認同，追求的是能而不強，王而不霸，超越地域、國家限制的精神。
國共內戰衍生兩岸分裂分治，敗退台灣的國民黨以“反攻大陸”做為整肅異己與戒嚴體制的無限上綱，228事件與白色恐怖，使飽受殖民統治荼毒的台灣人民，再次承受威權統治的“霸道”壓迫，反抗意識油然而生，黨外運動方興未艾，民進黨的組黨亦應運而出。早期黨外及民進黨率皆以街頭運動起家，“台獨黨綱”的濫殤亦在於對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反制。不論是2000年或2016年，民進黨二度執政，獲取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內的權位，“台獨黨綱”與其他違反中華民國憲法規範的決議文或政策、政綱即形同具文，這也是陳水扁在執政時公開宣示“台獨是說得到、做不到”；蔡英文也一再宣示將遵守“一中”原則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超越政黨”處理兩岸關係的緣由。
無可否認，二度執政的民進黨，每因採取與國民黨不同的教育政策或課綱，即被質疑為“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或認定為“文化台獨”；固然“文化台獨”的可能性需予遏止，這些指控、擔憂亦有所本，但若“看到黑影就開槍”捕風捉影，過度誇大、渲染反而助長原本不成氣候的“文化台獨”，甚而殃及無辜、誤人誤己。
實質上，“認同台灣”並不等同“認同台獨”，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也並不等同於支持或認同、瞭解“台獨黨綱”，何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已形同歷史文件，否則蔡英文又豈能宣誓服膺以“一中”精神為內涵的中華民國憲法？而“認同台灣”與“台灣主體”的思維，並不與海納百川的中華文化相斥，何況中華文化早已內化成為台灣人民的價值與生活的方式，縱使日治時期的“皇民化”，中華文化依然保有強大的存續力，源自大陸唐山的移民及民間信仰與宗祀姓氏源流的連結，也從未中斷，過去如此，於今猶然。如前文所述，所謂“去中化”其實與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壓迫本土文化，以及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有直接的關聯，台灣省籍人士參與政治及進入國民黨權力核心者亦屈指可數，直至蔣經國執政時期才開始培養本土人士，晚年時更多次宣示自己是“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並放棄“反攻大陸”的國策積極建設台灣，這是“台灣化”與“台灣主體”的濫殤，與台獨不可等同視之。
結語：兩岸關係應尊重、包容、欣賞、分享，以和為貴
平心而論，台灣民主體制下，從地方到中央的“政黨輪替”，以及“做不好就下台”已成為必然的常態。以宏觀的角度來看，民主、自由、人權也是普世價值，然而，民主也不能面面俱到，討好每個人或照顧每個民眾的利益，因此，民主制度的代議政治又是最欠缺効率的“必要之惡”，西方的民主制度也無法完全移植到亞洲國家，新加坡的“英明專制”式的民主，有其長治久安的國家治理考量，但其對儒家思想的推崇與教育，則是王道多於霸道，社會秩序與國民素養亦民主與法治並行的恩威並濟，而不偏於一方。
就中國大陸而言，以黨領政下的“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顯然與新加坡、台灣的民主制度有“和而不同”之處，所異者在於憲政體制與政治的穩定以及選舉方式、選舉層級。所同者在於儒家思想王道精神皆“以民為本”，例言之，習近平在十八大特別強調社會治理將以“脫貧”及建立小康社會為國家建設的目標，與台灣過去的社會發展、社區營造的軌跡相類同，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脫貧”與“小康社會”的社會建設與社區營造，不同於數大為美大興土木的大建設，其實正是民本、人本精神的具體呈現，又如“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規擘，歐亞與國共謀共榮互利，不僅是“中國夢”的實踐，也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的體現。
就兩岸關係而言，“九二共識”之有無，為民、共之間建立互信的指標殆無疑義，但是否將民、共矛盾或冷對抗的負面效應殃及台灣人民，卻值得重新省思。吾人以為，要讓台灣人民心悅誠服的體認、瞭解“九二共識”核心意涵的意義和價值，兩岸未來就應多著力於基層社區的交流、交情與交心。換言之，兩岸關係不能只在政治上“高來高去”的放話或言語交鋒，台海和平紅利更不能再集中於特定政黨與財團，唯有建立“以民為主”的社區、社會基層的互信，才能架構諸如“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也才能真正落實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
具體而言，從社區交流到傳統文化乃至教育、文學、文創產業的“文化經濟”，都是兩岸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拉近兩岸人民心理距離的活水與不可或缺的元素。
誠如習近平在“習洪會”中所言，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關係越是複雜嚴峻，愈是要為民謀利，未來將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由此可知，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不僅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未來不可違逆的大江大潮，而無論台灣的政黨輪替如何，中華文化的交流都是兩岸關係不可斷裂的臍帶，兩岸和平發展更應相向而行，以經貿為先導，文化為平台，繼續深化交流，雖有地域與城鄉之別，卻能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包容，也欣賞彼此，共創雙贏、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之美與文化交流所產生的經濟果實，使兩岸“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攜手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2月號，總第22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