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部分內需的下降是因為針對消費限製造成的消費下降，部分是因為就業狀態和就業質量變化造成收入下降，從而帶來了消費下降。前一種下降取消消費限制後就會恢復，而後者卻不能。比如，4月份限制人員流動和限制消費的各種措施取消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幅度收窄。但是因為就業數量和質量下降，導致居民收入變化引起的內需下降，不會隨著復工復產複商複市就能自動恢復，需要中央和地方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
但是，採取任何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經濟下行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下降，甚至需要通過發債的方式來籌措資金，因此必須權衡各種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簡單來說，應該選擇那些成本較低且效果較好的政策。
筆者曾與合作者研究過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針對疫情後如何選擇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提出以下個人觀點供探討：
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應盡量避免採取對某類產品進行定向價格補貼的方式，尤其是對於耐用消費品的補貼應非常慎重。
這是因為：首先，這些補貼項目往往耗資巨大，相同金額的財政資金如果用於其他刺激消費的政策，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由於耐用品長期需求缺乏彈性，短期富有彈性，補貼可能使得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的短期需求快速上漲，但長期需求卻變化不大，從而造成行業產能短期擴張後，即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不利於淘汰落後產能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再次，對某類產品的價格補貼還會對其他行業帶來負面的溢出效應。因為耐用消費品的提前消費會透支消費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費者購買其他商品的能力。此前中國的“家電下鄉”並沒有能夠促進社會總體消費的增長，美國的“現金換舊車”項目實施後的10個月內汽車銷售總量沒有增加，銷售總收入反而減少，都印證了這一點。從這些價格補貼項目的環境效應來看，補貼對減少排放的效應也達不到預期效果。對中國節能車補貼的研究也顯示大量獲補貼的人都是原來計劃購買節能車的，或者計劃購買低油耗汽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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