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郎德上寨住的頭幾天，我奇怪於為什麼這裡的村民都不會起得早。這與我長期在鄉村村寨裡做田野的經歷相悖。我借住的主人家最近剛把房屋加建遊客客房，女主人對我說，“現在村裡人變懶了，就算在村裡賺不到很多錢，也不想出去打工了。有的男人寧願到表演場領工分，賺個七八塊錢、十幾塊錢一天，也不願到我家來做工修房。就是150元每天，村裡的男勞力也不願來幹。”“別的沒有旅遊的寨子出去打工的人多些，為了給孩子念書攢錢，”她笑著說道，“郎德上寨現在出去打工的人少，但並不一定說我們旅遊收入高，只是我們有些變懶了。”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婦在沒有表演的閑暇時間坐在家裡前院做手工刺綉。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婦在沒有表演的閑暇時間坐在家裡前院做手工刺綉。
當談到郎德上寨的“懶”，上文提到的那位黔東南州旅遊發展委員會的官員對我說，“這裡就郎德上寨這一個寨子是這樣。別的寨子也是早早起來幹農活。所以苗家妹子都願意嫁到這裡來，就是跳跳舞，唱唱歌。西江也是一樣，有點‘懶’。”郎德上寨一位原村幹部說，“自從搞旅遊，郎德上寨是全鎮出去打工人數最少的寨子。郎德上寨收入說高不高，說低不低，吃飯和子女生活都能解決。在家可以照顧農活，自足就可以。”在訪談郎德文化旅遊公司的副總時，我問他如何看待郎德上寨村民的‘懶’。他回答道，“這個要看怎麼理解。我的理解是村民對生活的舒適度很滿意、滿足。”
雷山縣政府和在縣政府領導下的郎德文化旅遊公司正積極地遵循西江模式，期望以之實現郎德上寨快速的旅遊經濟增長。然而，旅遊發展的商業性成功並不等同於當地貧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首爾大學學者Jean Junying Lor及其合作者在一篇討論民族旅遊如何減貧的論文中比較了郎德上寨和西江兩個案例，並認為：西江的“先發展，後包括”的模式限制了貧困人口從中獲益；而郎德上寨的“先包括，後發展”的模式確保了貧困人口的參與，儘管這是以減少總額利潤為代價。黔東南州旅遊發展委員會的這位官員說，“郎德上寨不能走西江的路。郎德上寨的發展不能急，要慢慢來。”調任州旅遊發展委員會前，他曾先後在西江鎮政府和郎德鎮政府任職。
|
